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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袁紅冰是中國自由派法學家。他出身於蒙古，流放於貴州；他見證了西藏面臨的慘絕遭遇，也親臨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為了讓世界看見中國的良心，他寫了四本小說；為了出版這些小說，他逃離了中國。鑑於篇幅的關係，本報分上下兩期，刊出袁先生的訪談記。
【記者羅娜、方研／雪梨採訪報導】袁紅冰在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時表示，他出逃主要是為了讓其畢生心血寫成的四部著作得以在海外出版。中國當局曾經以「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為由秘密逮捕這位北大教授，收繳、銷毀了他視為生命的手稿。袁紅冰忍辱接受了當局的釋放條件，被貶貴州，並在當局嚴厲監控下達成了再創作和出逃海外的目標。以下為訪談紀要。
中國人受到的痛苦比蘇聯人還要深重
◆記者：袁教授，請你談談這次來到澳洲的一些情況和打算？
袁紅冰：我是七月廿一日早晨坐飛機經布里斯本到達雪梨，到雪梨之後我就離開了旅遊團。我這次到澳洲主要是想申請政治庇護。之所以要政治庇護是因為我寫的四本書的出版，以及把它譯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以前蘇聯出現了一個索忍尼辛，他通過《古拉格群島》一書把蘇聯人遭受的苦難昇華為一種歷史的價值、一種精神的價值。而我們中國人，坦率地講，所受的痛苦比他們還要深重。我覺得我的四本小說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使命。我相信這四本小說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蘊含的藝術價值，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取得一個輝煌的成就。
讓世界明白在中國文人的整體墮落中，還有一些人在堅持著自由的理念
◆記者：你這次離開中國除了這四本書還有其他的原因嗎？比如想在海外有更好的發展？
袁紅冰：我這次離開中國不是為了尋求個人的榮譽、地位、財富，沒有半分這樣的想法，只是想把我的小說告訴世界，讓世界明白在中國文人的整體墮落中，還有一些人在堅持著自由的理念。當我完成這事後，我會重新回到中國，讓我的生命在中共的黑牢裡凋殘，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仍然需要有高貴的生命，把自己作為祭品獻給自由和民主的真理，而我是一個高貴的生命。
因為只有這樣才會讓人們明白還有一些人，他不會為官位、地位，甚麼物慾的東西所誘惑，他們仍然願意為了自由的聲音獻出自己的生命，因為在現今的中國，這個是太重要了。
監視我、給我頭銜，讓我背叛自由民主，變成他們恭順的精神奴隸
◆記者：你被流放到貴州，怎麼會給你那麼多的頭銜？又怎麼會讓你帶團出國訪問?
袁紅冰：在一九九四年被釋放之後，整個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一方面對我嚴密監視，另一方面也給我很多的頭銜，什麼貴州法學院的院長、教授，什麼貴州省教學名師等等，好多人終身都難以得到的東西。他們給我這些頭銜和監視我，目的是相同的。
監視我也好，給我頭銜也好，都是讓我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變成他們恭順的精神奴隸，並且不再寫他們認為的反動小說。而我之所以接受這些頭銜，就是為了麻痺他們、放鬆對我的監視，從而使我在秘密狀態下順利完成這些小說的創作，更重要的是，能夠順利地把這些小說帶出來，以免被秘密警察像把我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的A版本一樣地毀掉。
事實證明，這些頭銜也確實是對我這次成功地把手稿帶出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由於我的文稿全部由趙晶女士製作成電子文件和光碟，同時，存有我的文稿的硬碟也是由趙晶女士秘密攜帶出中國國境的。她也處於隨時被逮捕的危險之中。因此，她也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
冒死出逃 只為出版四本小說
中共所謂的「反動」小說到底揭露了什麼？
◆記者：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著手你的第一本小說？
袁紅冰：這要從我少年時談起，我是在內蒙古出生的，我祖先的血統上有蒙古人的基因，只是登記戶口時寫的是漢人。我的少年時期都是在內蒙古度過的，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我一起成長的蒙古人，他們美麗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們死掉了、被摧殘了、消失了。他們的死、他們那種慘痛的經歷，深深地震撼了我年少的心靈。
在我十九歲的時候，我向著內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我一定要讓他們的生命、他們的靈魂在我的小說中復活。我一定要讓他們苦難的經歷轉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這是我對我的良知必須承擔的天職，於是從十九歲開始寫這本小說，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殘，也就是當時共產黨當局對蒙古人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以這個為背景撰寫小說，一直是我的一個最主要的事業。
小說完成後組建工人權益聯盟，準備被抓並在法庭審判共產黨
◆記者：你的第一本小說是在什麼時候完成的？怎麼會有A、B二個版本？
袁紅冰：一九九四年的時候，經過二十年的構思寫作這本小說已經全部完成，而且通過我學生的幫助把它製作成磁碟片，存放在二個地方。我以為這本小說不可能被他們毀滅。
《自由在落日中》這本小說，裡面不僅有我的靈魂，而且有我少年時候那樣深刻地在良心的震撼之下所產生出的對自由人生的嚮往、對美麗人格的嚮往，對那些摧殘自由人生的罪惡仇恨，它們都凝聚在這本小說裡。
這本小說已經寫出來了，都無所謂了，我就決定要組建一個自由工會式的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
這個組織我是和黃中秋、王稼祥、劉念春（音）這些朋友一起來做的。當時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是極其清楚中共是不會允許這樣的組織存在的，他們最怕的就是民眾中有了伸張自己權力的組織，而國家權力私有制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就是要剝奪所有人民的權力，所有民眾的真正權力。
我準備好讓他們把我抓進去。我就把他們準備審判我的法庭當作審判他們的法庭，而我就是帶鐐銬的法官。
流放貴州，銷毀我靈魂之作的手稿
三月二日我就被逮捕了，被連夜押送到貴州，同時他們動用各地的安全機構對我父母的家、我在北京的辦公室、幫我列印電子檔案的學生的姑媽家全部被搜查。他們把我押往貴州的基本原因是我在北京有太多的朋友、學生，各個公檢法的部門都有我的學生，具備這樣的影響力，他們想在北京逮捕我和審判我都不太好辦。而貴州自古以來都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就這樣落在了他們的手裡，並被毀掉了。
當局怕我把小說的內容曝光，就跟我提出三項條件，一是把我終生流放貴州，永遠不許回北京；第二，不發行《自由在落日中》這本小說；第三，不許再寫這類的小說。以這三個條件作為釋放我的前提，而我也接受了這些條件。我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我還要重新寫作，因為在監獄裡沒有辦法寫作。
忍辱負重，為的是要重現《自由在落日中》
我被釋放之後分派到貴州師範大學任教。我從第一天起就開始寫作。他們對我監視是極其嚴厲的，至少有三種方式，有的是學生中安插人、有的是教師中安插人、有的是他們自己有豐厚工資的特務。而我是學法律的，對他們的這套程序清楚得很，所以我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秘密地寫作沒有休息，每天都要寫五到六個小時。這樣過了一年之後，我就把《自由在落日中》寫出來了。所以我把這重新寫出來的《自由在落日中》稱為B稿。
許多不為世人所知的平凡人，為爭自由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戰鬥
◆記者：請你介紹一下你的其他三本書，它們是在怎樣的靈感之下創作出來的？
袁紅冰：在我完成第一本小說之後，我馬上產生了另一個想法，把我從少年時期一直到一九九四年被捕、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B稿這段經歷告訴世人，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許許多多還不為世界所知道的人、很平凡的人，他們為爭取自由的生活，默默進行著可歌可泣的戰鬥。這些東西如果讓它淹沒在歷史中是一種罪惡，於是我寫了第二本小說《文殤》，自傳體的小說，基本上以我從少年一直到一九九六年的《自由在落日中》B稿完稿這段時期所從事的民主活動為線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民主運動。
寫完之後，為了散心，我去了一趟西藏。我從西藏有關的人員那裡看到很多一九五九年至文化大革命中藏族同胞被當時的中共暴政殘害的歷史資料。從很小的時候，我對佛學就很感興趣，我對佛教學者有比較深刻的研究，那次西藏之行讓我看到這些資料，我覺得我有責任為藏族人民以這些資料為背景創作一部小說。
西藏佛教聖潔的精神文化生活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
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感覺到藏傳佛教以及和藏傳佛教相連的一個聖潔的精神生活，現在確實是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內蒙古人自己的文化、民族特點基本上是被摧殘了。在一個精神不自由的社會，在某一個外國人的思想（馬克思）是所有人都不可違背的這樣一種精神壓抑之下，西藏的宗教文化生活正處於一種極度的危險之中。我有義務把這種宗教文化記載下來，即使有一天它被徹底摧殘，我想我也完成了對人類文化歷史的責任。
另一個原因，藏族同胞長得很彪悍，但他們都很善良，因為他們都信佛不殺生，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是漢族人的恥辱。當然就一個民族而言，在漢族中也有很多同情藏族同胞遭遇的。
總的來說，作為自由知識分子，我有義務把它表達出來，但是應該明白這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主義的罪名，而不是哪個民族的罪名、也不是漢族的罪名。總體來說，文化大革命時候，藏人那種慘痛的經歷比我小的時候親自經歷過的蒙古人的痛苦經歷沒有什麼區別，同樣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劇。所以我必須把它寫出來。這樣我又用二年多的時間創作出了《金色的聖上》，通過一對藏族男女苦難生活的描寫，揭露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藏族宗教文化滅絕人性的摧殘。
最後一本小說《回歸荒涼》，它揭示了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人性普遍墮落的悲劇。它的主題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墮落，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所有良知出賣給了腐敗的權利和骯髒的金錢，只要能獲得世俗的榮譽和地位，他們是不要學術和良知的。當然也有比較高貴的生命，面對這樣一種知識的墮落，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回歸荒涼。
悲劇為何一次又一次上演？
知識分子的良知已出賣給權力與金錢 中國需要精神復興運動
袁紅冰：國家權力它有可能扮演兩種角色。當國家權力是文明的、進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角色，它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路；當國家權力是私有的、腐敗的、不公正的、骯髒的，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最大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而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私有國家權力教唆下，迅速地墮落，變成物慾的動物，完全泯滅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良知。
所謂知識分子是中國的民族智慧之鏡，中華民族可悲之處就在於此。這個智慧之鏡上面塗滿了物慾的污跡。這是我寫第四本小說內心衝動的原因。我向來認為中國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漢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們所遭受的重重苦難只有轉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精神價值，人類才能從這種精神價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訓。也只有上升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整個人類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們才會有價值，否則他們就會淹沒在人類歷史中，被人忘卻，那些血就白流了。
中國之所以這樣不斷地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悲劇，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會悲劇之後，都沒有人把這些悲劇上升為精神價值，給人類提供一個警示，從而這樣的悲劇一再發生。大家現在都有感覺，中國人現在心靈在墮落、道德在墮落，怎麼樣來改變這種狀態，首先需要的就是一次精神復興運動，否則一個經濟上很發達的國家和一群缺乏道德感的人，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話，那是整個世界的災難、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災難。基於這樣的認識，把創作這四本小說當成我神聖的天職。
◆記者：在你此生中最慘痛的經歷是什麼？
袁紅冰：我覺得此生最慘痛的經歷就是在貴州發生的，我從少年時期就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流浪漢，我覺得我的心已經堅硬到足夠抵抗任何打擊。但是在貴州省的第一次審訊時，當我得知《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已經落入他們的手裡，所謂二十年的心血全部毀於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從審訊室回到關押我的地方，我真是痛不欲生，簡直就像行屍走肉，不知道做什麼好。我經過二十多年構思完成的小說就像我的兒子，我有他突然被殺死這樣一種感覺。在牢獄中經過了三天痛苦之後，我就決定一定要想辦法重新寫出這本小說，只有如此才能對得起在暴政下死去的美麗、自由的蒙古族青年。
北大1980年到1989年極端的學術自由，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記者：你在六四前後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袁紅冰：北京大學從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時期是一個極端的學術自由時期，那種學術自由的氛圍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這一點上歷史一定會記住胡耀邦的。從北京大學的歷史上看，能夠跟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時期相比的，也只有蔡元培先生首創北大的時期。也只有這兩段時期，才真正體現自由的精神、自由的靈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北大的十六樓宿舍裡。突然一陣狂風暴雨，很多粗大的樹幹都被狂風吹斷了，我當時就覺得似乎要出什麼大事。不久，我的朋友走來告訴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當時我很難相信這個消息。我馬上給胡耀邦的兒子打電話，我告訴他，我代表我的學生向他表示哀悼，同時表示我們絕對不會讓耀邦同志的身後太荒涼。當天晚上，我們七個人就寫了署名的大字報，要求對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評價。因為我當初是86級的訴訟法教研室主任，組織我的學生把大字報打到北京幾乎所有的高校，我當初拿出稿費五萬多元買紙買材料，讓大家去貼。要求對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評價，這個運動到最後發展到了六四之前。「在六四的晚上，長安街的整個廣場發生的事，我都親自經歷了，我還救出了一些人。當時看到那些市民、學生倒在血泊中，我痛不欲生，儘管我對專制政權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我絕對沒想到它會用坦克和槍彈來鎮壓自己的同胞。當時所以沒有和那些學生一起去死，就是因為我寫了二十年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還沒有完稿，還有十多章沒有寫完，我不能去送死。這次（專訪）主要不是談六四，我就用幾句話來概括，六四運動是中共建國以來，自由民主運動的最神聖的崛起，我們對它只能仰視，無論是在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對六四的精神指手畫腳。」（未完待續）
 袁紅冰其人其事
袁紅兵，筆名也是袁紅冰。
袁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擔任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主任。「六四」期間，袁組建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支援學生的民主運動。一九八九年後，遭受中共長期的政治迫害。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袁紅冰在北京遭到秘密警察組織──國家安全部的非法逮捕了。中共當局未進行審訊，片面地以「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名，立即將袁紅冰押往貴州，形同流放。
袁紅冰遭到的指控共達十八項之多。包括「企圖為『六四』事件翻案」在內的所有指控，都屬於政治和思想迫害。
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共當局「永生不得回北京，必須終生留在貴州」為條件，釋放袁紅冰。從此，袁紅冰與北京的家人，身隔千里，形同終生流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袁紅冰任教於貴州師範大學。數年後，獲聘為教授。學術界推舉袁紅冰為：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貴州省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貴州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位。
袁紅冰不平則鳴，自遭流放之日，便全心投入文學創作，揭露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一九九四年至二○○二年，袁紅冰共創作了四部文學著作。
今年七月初，袁紅冰經由特殊管道獲悉，當局已經知道了他寫小說及燒錄成光碟散播的事。為了通過保存並出版的小說，向人類及歷史揭露中國共產黨暴政下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對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進行道德指控，袁紅冰不得不離開中國。隨後，袁紅冰根據美國憲法及國際法，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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