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記者劉柿平整理】一七七六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著作《原富》經後世公推為古典經濟學之濫觴，十八、十九世紀期間，李嘉圖、馬爾薩斯以及密爾等幾位發揚光大，成為古典經濟學大家。

二十世紀初，馬夏爾（A. Marshall）將供需圖形等數理分析加進經濟學領域，一九二九年爆發全球經濟大恐慌，學者凱因斯（J.M. Keynes）在《一般理論》提出「創造有效需求」解藥。政府以後便以總體經濟政策開始「精密調節」干預。

之後，專精數理的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積極將數理分析工具導入經濟學範疇，其更從此代替古典經濟學人文精神，成為社會主流。

一九二○年，混合經濟大師庇古（A.C. Pigou）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提供了更大基礎。

一九七○年末，全球經濟通貨膨脹和成長停滯並存，於是起源於一九六○年代的「尊重市場、政府退位」呼聲逐漸成形，凱因斯理論受到衝擊。

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告訴聽眾：「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任何人都可以瞭解，然而真正瞭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一門學問是「有系統的解釋現象」，因此將人的行為尋求系統性解釋理所當然，因而出現的「原理」也是必然。這些也都能以圖形、數字演算說明。然而，黑板上的演練結果能否運用到實際人生？

所有市場、競爭、比較利益的決定主體，都應該是個別行為人。人是會思考的個體，一個人對自己都難瞭解，又如何得知另一個人的想法，怎可能預估大環境？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強調社會在「競爭」下，具倫理道德的各個人都盡量發揮自己專長，彼此的幸福都能提升。現代經濟科學必須放棄總體經濟，讓政府退下經濟舞台，並將活生生的人從數理模式、機械化、物化中放出來，而後再經由讓人際間「誠心」的分工合作，才能達到真正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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