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只是社會的一份子，個人不等於社會，如果個人只透過自己的經驗和感覺去理解社會，並以過往的「美好」經驗，對下一代做出評價，難免就在無意間產生誤差。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十幾年前龍應台「野火集」中批評的「幼稚園大學生」和最近關於「草莓世代」的種種描述，都是類似的說法。

這兩個月，網路上廣泛流傳轉寄的一篇李家同教授題為「大學生知多少？」，附標為「米開朗基羅是忍者龜，戴高樂是一種積木」的文章，也隱含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李教授以大學生對「三十個名詞」的認識來衡量他們的「人文素養」，發現學生不但答對不到三分之一，且出現許多「荒腔走板」的答案，而得到現在大學生人文素養低落的結論。

問題是，這樣對「現在大學生」和「過去大學生」相當不同的「觀察」，真的足以構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嗎？換個角度問，有什麼道理，現在的大學生會和數十年前的大學生相同呢？即使假設這「三十個名詞」真是「當年」大學生都熟知的「人文素養」，經過了數十年的時代演變，如果現在的大學生還擁有和以前的大學生完全相同的「通識」內涵，表示社會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才正是我們該憂心的吧。

那麼，不同世代的大學生，有什麼基本的不同呢？以同出生世代成為大學生的比例來看，一九四○和一九五○年出生者分別只有3.7%和8.3%有機會成為大學生，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出生者念大學的機會仍然只有9.4%和15.1%。大學教育擴張之後，一九八○年出生者上大學的比例終於提高至30%。換言之，不同世代的大學生，相對於同世代人口的「菁英程度」其實是有極大的差異，一九七○年代之後的變化更是快速，我們有什麼理由以為現在的大學生能和前人腦海中的理想大學生的想像相同。

其次，解嚴前後年輕人的生活空間其實已經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對一個戒嚴時代的大學生而言，由於整個社會的相對封閉，年輕人的休閒活動其實相當單調，部分大學生當然有時間花在和這「三十個名詞」相關書籍的閱讀上，當時的「人文素養」其實有其不得不然的因素。解嚴之後，社會更趨多元化和網路世界的普及，使得大學生與世界互動的方式自然和上個世代完全不同，不認識這「三十個名詞」，充其量只能說明各世代之間的「不同」，與人文素養的高下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那麼，這一代真的會不如上一代嗎？這其實是個有趣的問題，上一代或上面幾代當然有發出這種感嘆的理由與心理背景。但是如果我們比較這一代父母和上一代父母的環境，這一代學生的父母不但教育程度和家庭所得較高，加上生育數目的減少，父母對這一代學生人力資本的投資應該遠比上一代多，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這一代會不如上一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