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畫大師們在中國美術史上可以說是各領風騷，他們都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顯示了他們的時代精神和對民族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在不同角度上開創了中國畫的新路子，或改革創新，或融合中西，使中國畫在這一時期的發展的豐富性無任何一個世紀可比，這一點已得到了專家及歷史的公認，被當今的美術界所推崇。

然而有這麼兩個方面，也是這些大師們所擁有的相似之處往往被人們所忽略。


承襲傳統 創新變革

無論他們如何創新變革，倡導「藝術革命」或建立「現代國畫」，無論西洋畫法及觀念如何衝擊中國傳統觀念，這些大師們的變革都是建立在繼承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精華這樣一個基礎上的，這種繼承不只是拘泥於傳統的技法與筆法，而把這些精華發展得更完整、豐富及成熟。這樣中國畫也就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也就有了創新。這種變革和完全是抽象的拋棄傳統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徐悲鴻有這麼一句名言「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而徐氏對西洋畫也是獨鍾寫實，而西洋畫的寫實是西方傳統繪畫藝術中的精華，他曾說過「總而言之，寫實主義，足以治療空洞浮乏之病，今已漸漸穩定。此風格再延長二十年，則新藝術基礎乃固。爾時將有各派挺起，大放燦爛之花。」可見徐氏並沒有盲目的追隨當時西方時尚的野獸派、印象派及抽象派，而是吸收西方的精華──寫實，摒棄了西方「現代主義」中的頹廢、陰暗、虛無、魔性的一面。

正是徐氏對西方美術的主見，對其的吸收建立在有選擇和捨棄的基礎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國近代的繪畫保留、承傳，並發揚了中西方藝術中的傳統與精華，使得這一時期的中國畫沒有被所謂的「現代畫」所沖垮。


傅抱石用「破筆散鋒」繪畫是古人所未有的，這種創新並不是抽象的反映。傅抱石對岩石的種類有過非常深入的研究，並著有《寫山要法》一書。

傅氏以這種皴來體現山石的肌理和層次。這是傅氏對中國傳統水墨大寫意畫的繼承與發揚。傅氏曾說過：「我認為中國畫需要快快地輸入溫暖，使僵硬的東西先漸漸地恢復他的知覺，再圖變更他的一切。換句話說，中國畫必須先使它動，能動才會有辦法。」可見，傅氏之變革是用多變筆法來突破中國畫僵硬的格局，這和倪雲林所謂的「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是同一道理。這種變革也是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承傳和發展，而不是毫無根據的亂塗亂抹。

齊白石在北京定居後曾博覽古今名家佳作，並臨摩宋人及唐寅、揚州八怪等作品，努力繼承古代的優良傳統，自稱「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罐衰年別有才，我願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可見其對中國傳統寫意花鳥畫大師們的推崇。

在這一基礎上，主張「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天趣勝人，膽敢獨造」，「學古人，更學到恨古人不見我」，因此，齊白石的變法求新是完全建立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因為他看到了其重要性，並認識到創新是繼承的必然發展，這是借古開今，而不是憑空捏造。

同樣，黃賓虹對傳統的品評與見解，豐富了傳統、開拓了技法、樹立了典範，黃氏曾講「書畫之道，不外筆法、墨法、章法三者」，並有題畫詩曰「力挽萬牛要健筆，所以渾厚能華滋」。

李可染在一生中屢屢強調的是「基本功」，自稱「苦學派」。他曾說「藝術創造沒有基本功，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李可染最主要兩位恩師是齊白石與黃賓虹，只是他不只是一味的模仿，而是學其精神、意趣。所以有人戲稱，李可染把從齊白石那裡學來的畫蝦的功夫畫到牛裡去了。這也是一種在繼承基礎上的發揚。


注重涵養 青史留名

這些大師們都十分注重人格、道德以及修養，這是他們在歷史上立足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

張大千一生中收到畢卡索為他畫的像有廿七幅之外，他曾說過：「頭幾張還好，後來越來越怪了。他年輕時的畫最好，那時的畫真是一點兒也不怪。」當有人問他「為什麼接下來他改變作風了呢？」張大千回答說：「我想是因為他年輕時畫得那麼好，卻賣不出去。那時他很窮，生活很苦。到後來他出名了，於是就故意亂畫，也是表示玩世不恭的意思。」

近一百年來，雖然經濟和科學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但在傳統和道德方面卻是一日千里向下滑著。但這些近代中國繪畫大師們都是重德修性，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與美德。

齊白石早年從畫家胡沁園及名士王湘綺研習如何治學、修身，中國傳統的道德及人格。齊白石在獲國際和平獎時曾說：「正因為愛我的家鄉、愛美麗富饒的山河土地、愛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此花費了我畢生精力，把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情畫在畫裡，寫在詩裡。直到近幾年，我才體會到，原來我追求的就是和平。」齊氏這種對精神文明的注重是值得當代藝術家所繼承的。

在抗日戰爭時他曾在家門上貼上「齊白石已死」的招示來抵抗當時敵偽的索畫。在給漢奸的一幅蟹畫上題上詩句「看你橫行到幾時」，「不倒翁」一作上又題詩「烏紗白扇依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渾身何處有心肝？」這都體現了齊氏崇高的民族氣節。

在修身養性上齊氏自有七戒，一戒飲酒，二戒吸煙，三戒狂喜，四戒悲憤，五戒空想，六戒懶惰，七戒空度。齊氏也是以身來教導其弟子，因此其弟子都是非常注重人品。以齊氏十大弟子之一的許麟蘆為例，他不斷強調「人品至上，人沒有豪氣，畫也沒有豪氣」。

徐悲鴻從小就養成了勤勞、簡樸的作風和誠實正直的性格。他一生扶掖後進，敬重他人，曾三請齊白石，以畫馬換取傅抱石留日深造的機會，被稱為畫壇「伯樂」，終成俠義仁風的一代大師。

潘天壽受教於師範五年，當時的校長經亨頤主張人格教育，著重培養學生德育，以「勤、慎、誠、恕」四字為校訓。在潘氏教書時，也是深受學生愛戴，以德服人。一生的為人光明磊落。

李可染一生注重「人格」。文革時期，李氏作為「反動權威」被關進了牛棚，在艱難的歲月中，他還竭盡所能地暗中保護、照顧比自己更弱的人。李氏做人忠厚誠樸，清白磊落。

還有許許多多的近代大師都是推崇人品至上，重德修心。正因為他們人做得正，才能畫出充滿正的力量的佳作，在中國繪畫史上立於不敗之地。不但他們是藝術上的大師，同樣他們也是做人上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