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桂棣夫婦最近出版《中國農民調查》，獲得中共黨政及民眾的極大反響，顯示大陸一般人並不了解中國的三農問題。可惜，這本上週還紅得發紫的暢銷書，已經在前幾天被北京中宣部禁止媒體報導了。


改革發祥地風光一時

陳氏夫婦在這本記實文學創作裡，基本上記錄的是安徽農業的興衰。中國號稱三大農業改革：土革、家庭承包制（又稱大包幹、包產到戶）、費改稅，後兩者是從安徽開端的，特別是揚棄人民公社的家庭承包制，是安徽幾個地方官提著腦袋強行開辦的。這個解除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魔罩的家庭承包，確實在農產上立竿見影，讓農民生活起死回生。

利之所在，弊亦隨之；農民生活改善，地方官眼紅。配合中共「地方分權」的制度，村、鄉、縣各種苛捐雜稅紛紛加在農民身上。加到什麼程度呢？以結婚為例，村民結婚除了要繳結婚證工本費外，還有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其實中央也沒好到哪裡，書中統計，僅國務院各部委下令向農民徵收的專案，迄一九九○年就有一百四十九項之多。家庭承包帶給農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滴的蝕光了。

朱鎔基的「費改稅」也在安徽開始試辦。但這個試圖廢止各種攤派，回歸稅制，以減輕農民負擔的美意，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可說一敗塗地。

舉個例子，試點之初公布農民建房只要五元的土地證書工本費，不得加收任何費用；結果有的地方在審批過程中，收取征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權屬變更費、造地費、開墾費、受益金……等等，總共高達五千元！


三農根源於政治制度

原本以為這本對溫家寶稱讚有加、對胡溫體制充滿憧憬、又描述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的書，可以在極權又封閉的中國大陸逃過一劫，事實證明沒有三天好光景，在「兩會」開鑼前夕，中宣部對媒體的報導下了禁令。

其實，三農問題豈是胡溫可以解決的。要解決三農問題，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的答案是：除非共產黨垮台！

去年十二月在紐約市立大學舉辦的「中國三農問題國際研討會」上，程曉農歸結三農問題不是政策出毛病，是制度有問題，而且不是產權、戶籍等經濟制度，而是政治制度問題。他細數中共建政以來，除了包產到戶讓農家風光一時外，三農問題長期存在，中共用了各種政策都難挽沈痾。這就證明它不是政策問題，因為政策只能在制度下發揮作用，既然政策改來改去都不對，那就是制度有毛病。

什麼制度問題呢？他舉了好些例子，說明中共為維護黨的政權，可以放棄國家利益。為何朱鎔基放棄費改稅呢？程曉農透露一段祕辛：費改稅後，鄉村政府收入驟減，但幹部工資福利不能少，沒有餘錢辦教育了。於是北京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向朱鎔基的智囊、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王歧山（現任北京市長）講：「你告訴老闆，說共產黨要想活下去，就別再搞什麼費改稅，他想明白就行了，你到底靠誰？」王歧山把話轉給朱鎔基，朱鎔基突然明白了，費改稅就悄悄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