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隨著二○○三年出生數再降至22.7萬以及二○○二年總生育率降至1.3人，少子化的「問題」又成為輿論關注的對象，政府當然又再度成為人們寄望解決問題的主角。一方面，有人認為政府應該竭盡所能，由生育補貼、減稅乃至建立便宜甚至「免費」的托育設施來鼓勵生育。另一方面，有人認為證諸各國鼓勵生育政策的效果不大，認為政府應該及早未雨綢繆，為未來的老人們建立足以安養老年的福利制度，例如國民年金。

總生育率表示一對夫妻終其一生平均會生育的子女數，總生育率下降表示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必須扶養越來越多的老人。值得瞭解的是，由於我們並無法完整觀察到一個婦女由十五至四十九歲的完整生育歷程，它的算法是假設當年各年齡層婦女的生育率，恰好可以代表每個婦女在各個年齡的生育機率，以此推估出每個婦女一生的預期生育數。

在一個穩定的人口結構中，此一假設或許還算正確，但在台灣這一個各世代婦女生命經驗快速變化，特別是年輕世代由於就學就業機會增加，導致結婚和生育年齡明顯延後的社會中，對推估的總生育率，應該更小心解讀。換言之，十年來就學機會的快速擴張，使得現在的十五至廿九歲年輕婦女恰好是屬於正在就學就業而延後生育的世代，而卅五歲以上的婦女是上一個已經完成生育歷程的世代，如此計算出來的「總生育率」應該是被低估的。

退一步說，即使每對夫妻的生育數，真的只有1.34個，老年生活又會有什麼問題呢？由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開始，由社會平均的角度出發，確實很容易就得出1.34個子女需要扶養二個老年父母的負擔，壓力自然是越來越大的推論。問題是，如果仔細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和高低所得夫妻的生育數，會發現生得少或者甚至不生的夫妻，除了不孕之外，恰好都是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的家庭，他們在決定生得少或者不生的時候，早已經知道自己不需要養兒防老，又何勞政府多慮呢？否則，1.34的總生育率之下，台北市的子生育率更只有1.17，我們會認為台北市的老人，相較於其他縣市，是更值得憂心的嗎？

那麼，少子化和國民年金實際上會有什麼關係呢？少子化的現象，透過喜歡發現社會問題的媒體報導，配合「福利國家」的想法，會促成民主社會中國民年金制度的誕生。不論是「隨收隨付」或者「儲蓄帳戶」類型的國民年金制度，由於老人選票的比例隨人口化程度而明顯增加，最後通過立法的制度，對這一代老人必然是有淨利得的。對現在生育數低於平均數的父母而言，未來可以得到別人家小孩工作繳稅的國民年金，應該也有好處。那麼，這些好處由誰來負擔呢？會不會反而是少子化浪潮中仍然出生、被某些人認為「該生的不生，不該生的拼命生」的下一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