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曹先生不僅對兩岸三地政治性事務十分嫻熟，對歐美、中東等全球事務都有深入獨到的見解。請問您如何培養這樣的能力？有沒有特別因緣促成您有這樣好的發揮？


答：我的成長過程，之所以在中國大陸能夠比較早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價值，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我讀一些禁書。政府越禁止不讓讀的書，我越想辦法去讀，這是我很大的一個成長經驗。其實那個時候找到禁書對我來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是出生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我們家也不是知識份子家庭，更不是高級幹部家庭。我家是在接近中俄邊界的一個小城，是很邊遠、很閉塞的。在那個小地方找到一本書是極其不容易的，整個小縣城可以說沒有多少有文化的人，找到一本像《紅與黑》這樣的小說都很難，都是偷偷的流傳，只給你一、二個晚上就要傳到下一個人手中，連書的邊都被傳閱得磨光了。在那時真的是如飢似渴地想讀到一些書。像我剛剛談到的《新階級》、《斯大林女兒的二十封信》、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後來還讀到《一九八四》等，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那麼來到美國這個社會，沒有禁書了，所有的書都可以讀了，可以說是天賜良機可以充實自己。


秀才不出門

其實我是不太出門，也不太演講的，這次在台灣出了這個事情（指遭到愛國同心會成員的騷擾），報紙報導、媒體採訪等等，對我來講是很不習慣的。我雖然在紐約，但大部份時間都在家裡看書、寫作。像我這次來台北，第一次學習怎樣使用手機，因為我在美國從沒有手機，也不需要、也不會，所以交給我了，我也不太會用。尤其是它不響，被設置成「震動」，每次它震動，我都接不到電話，我跟朋友開玩笑，是不是弄錯了，給了我一個「小按摩器」！不過，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優秀的朋友，都比我優秀，這些朋友全在我們家的書架上，你隨時隨地想跟哪個朋友交流，就去「看望」他們，和他們談話。因為一個人最好的東西，一定會寫出來的，寫在書裡，你可以看最經典的書。

但在中國你就沒有辦法，在中國讀書太困難了。我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作客座研究員的時候，那時我們文化與傳播研究所的所長是現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杜維明教授。我有機會看到他一個簡歷，他是一個很聰明也很有成就的人，他也很幸運，沒有生長在中國大陸，而是生在台灣。他一步步從中學、大學，然後出國留學，每一步都沒有耽誤，我當時非常感慨。可是在中國大陸無數的人，包括我自己，青春都被耽誤了。


能知天下事

我小學六年級那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整個中學都沒有上好，我的眼睛現在高度近視，就是那個時候看大字報看的。小孩子的時候，我到街頭看大字報，白白的紙寫的墨字，在大太陽光下，你從這頭看到另一頭，前面又貼出新的了，我拿著個窩窩頭，來回的看，幾個月下來，眼睛就看成了近視。在那個求知識的年齡，卻沒有知識可求，沒有機會來讀書，所以來到美國後，覺得應該搶時間多多看書，因此很少參加社會活動，很少對外交往，絕大部份時間都用在看書上。

尤其我來美國的時候，一句英文都不會，只會說一個詞「YES」。朋友那時說，你進美國海關的話，人家會問你很多問題，你要說YES的話，正確率可能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入關的時候，一個黑人女性很胖，我在中國沒有看到人可以胖到那個地步，她嘴一動，我就說「YES」，她拿我也沒辦法。好在那時沒有恐怖份子，要不問我「是不是恐怖份子」，我說「YES」可麻煩了。所以我來美國時不會英文，美國沒有一個學校開始教26個字母這麼原始的，人家來的學生多少都是有些基礎的。我只好叫家人從中國寄來小學、中學的英語課本、錄音帶，硬是自學。到現在，我已經可以熟練地看任何英文報刊，《紐約時報》我已經訂閱十多年了，看英文小說等，都沒有問題。幾個星期前，我在布拉格參加第四屆國際聲援西藏會議，還在大會上做了三十分鐘的英文演講。所以說，我大部分時間都投資在讀書上、英文學習上。

我覺得會英文是很重要的，它不僅是一種語言，還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尤其是很多優秀的作品也是這種語言寫的，這會給你開啟一個巨大的窗口，讓你接觸整個世界。所以我為什麼可以寫一些歐洲問題、美國兩黨問題，英文是一個重要的工具，利用英文，可以大量看這些信息。我每天早上起來，打開電腦，可以瀏覽四份報紙，《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美國最主要優秀的專欄作家都被這四家報紙囊括，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他們是什麼看法，可以啟發你的思考。

還有文學作品，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都是閃爍著人性光芒的作品，從那些英文作品中，可以吸收到人的知識、得到人的教育。因為從中國成長的過程中，接受到的是野獸的教育，把每個人變成狼的教育。為什麼中國那麼多虛假、貪婪、腐敗，良心全都沒有了，人性都喪失了，是共產黨整個五十年，用他那套野獸的教育，把人都變成狼了，把人都變成了動物。用人的形象出現，可是卻缺乏最基本的人性。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可怕的事情，有人下毒啊，有人兇殺啊，都和這個人性程度的高低有直接關係。（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