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應邀參加一場以中國大陸媒體為討論對象的研討會，與會人士雖然多是台灣媒體主管，但是，大家對於中國媒體近年來之快速發展均有一致見解，倒是此一持續中的變化終將形成何種文化風貌，則各有各的判斷。

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快速變化之中。這場研討會雖然是以「十六大後」的變化作為觀照點，惟恐怕無人能夠否認，持續中的變化並不以二○○二年尾召開的十六大為起點。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觀察中國媒體的變化固然可以有大異其趣的取角，然而做為一個影響群體與個人發展至鉅的重要機制，媒體最終能否自由展現多元存在的民間聲音，充分發揮不受扭曲的對話功能，仍是無可迴避的課題。

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後，文化產業化的趨勢的確愈益明朗，今年十月方才結束的十六大三中全會，亦再度倡言：「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要創新體制，轉化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此種市場化的強烈驅動，可以在延續多年的媒體集團化作業上得到驗證，亦可以在目前正如火如荼推動中的報刊治理措施中留下深刻印象。

許多人看到中國媒體「猛力」朝向市場化的發展趨勢，遂樂觀以為中國言論市場的開放指日可待，甚至，若干台灣媒體的主事者亦盼望能藉而得到進入中國市場的契機。這些判斷或許都有事實以為推估的依據，不幸的是，隨著時序的推移，短期內恐均將淪為夢幻泡影。

中共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曾在今年七月十八日的內部重要會議中強調，在治理報刊的行動上，「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是黨和人民對報刊提出的基本要求。」即使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來看待相關政策類似不可逾越的「最終綱領」，觀察中國媒體發展的人士應該也都可以在中共的實際作為中，領略到所有改革的「最終禁忌」。

不談遠的例子，以相對敢言著稱的廣東報紙「南方周末」，八月間即發生記者翟明磊辭職事件，原因只在於他所撰述的「明孝陵保衛戰」報導稿，批評了南京市政府損害古蹟的作為；又如湖北省一名網路作家杜導斌十月底被捕，理由也只是他在網路發表的批評文章，被認定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無怪乎，研討會中有人要以中共已故元老陳雲所提之「鳥籠經濟」，來比喻中國當前的改革作為。無論是今年初所開始推動的新聞報導的改革，要求少報官、多報民也好，還是目前針對報刊攤派訂閱所採取的治理行動也罷，其實都只是把鳥籠變大一些而已。市場化的背後仍然有著新的「條框」，所謂條條框框束縛的解除，依舊只是新舊束縛的交替而已。

關心中國發展的人士當然不必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對待任何新措施的推展，但是，對中國媒體改革一廂情願的樂觀者，卻不能不瞭解，其實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各個層面互為支援、互為刺激的。在政治、經濟或社會、文化的改革動力尚不充足具備時，寄望媒體改革一步到位，無異緣木求魚。

中國的改革絕不能停留在掩人耳目式地加大鳥籠，更不可能自以為得計地只想在單一層面丟掉鳥籠。

鳥籠，再大，畢竟還是籠子！鳥籠，放了一個口，就不再是鳥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