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直／整理報導】孫大午農牧事業有成後，十分關心「三農」問題。今年三月應邀到北京大學與中國農業大學演講時，就他自己的經歷和調查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賣雞蛋四十道關卡侍候

孫大午認為，要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須增加農民來自非農業的收入，讓農民有一個寬鬆的創業和勞動環境。但是，要在農村創業實在是太難了。

孫大午舉了個賣雞蛋的例子。如果把一個雞蛋煮熟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將會有多少部門來管？首先，工商局要求起碼要三證齊全：營業執照、生產許可和稅務登記。營業執照包含場地證明、資金證明、投資者身份證明、計劃生育證明等；生產許可證包含檢驗報告、設備清單、計量審計；稅務登記則含國稅和地稅。

另外，在衛生局要辦衛生許可證，包括廠房設備、穿著衛生、微生物、重金屬等檢測。然後是質量技術監督局，要說清是什麼標準，國標、地標還有行標、企標。印製商標要到指定的廠家去印，價格是市價的好幾倍；而質監局進行抽檢，來了就是收一筆檢驗費，然後「用眼睛一看」，說合格了。

以上這些手續總共有「四十多項」！孫大午說，這些手續看似合理，但實際執行，卻扼殺了農民的創業。


八頂大沿帽管一頂破草帽

孫大午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重點在於啟動農民的需求。農民不是沒有需求，而是太窮；窮又是因為農民沒有事幹，沒有事幹則是因為農村有事沒人敢幹。孫大午說，他所認識的一些鄉鎮企業帶頭人，最終都垮了，垮的原因並非經營者缺乏專業素養、家族式管理等；「剩下幾個像我這樣的人，並不是可喜可賀，而是可悲可歎。」

孫大午很婉轉的指出，農村問題是官僚龐大。他說，農村稅賦重不是真正問題，而是農民的勞動要解放。農村不缺資金，也不缺人才，只是缺乏勞動和創業的空間，各個「利益部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農民的勞動，限制著農村的發展。孫大午陳述1997年他在一個貧困縣建加油站的經歷：從建站到2001年八月總共花在政府的費用廿九萬餘，入國庫數額不到一半，僅十四萬多，其餘都花在吃、喝、送禮之上。

他形容農村權力機構過於龐大，有一個說法是「八頂大沿帽和一頂破草帽」（八個官員管一個農民）。他建議提出一部臨時鄉村法，讓農民可以自主地擇業，農民的身份可以改變，農村仍然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孫大午的被捕，幾可證明上述「理想桃花源」顯然無法見容於「大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