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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一靜╱台北專訪】「六四天安門事件」點燃的不只是中國青年學子對改革的期盼，同樣也感召當年台灣大學生渴望社會參與的熱情。
本報上期刊載對入獄一年後流亡美國的大陸六四學運領袖周鋒鎖的採訪，他表達了對中國眾多慘案、人性、人的選擇和結果的思考。本期則報導台灣的范雲，一個學運世代中超人氣的五年級生。
1990年3月，范雲以台大學生會長的身分參與「三月學運」，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與其他年輕學子共同燎原家國改革，成為深受矚目的學運領袖之一，並被譽為「台灣學運的柴玲（編按：大陸六四學運領袖之一）」。13年過去了，范雲頂著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的頭銜，以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為根據地，透過學術的力量，繼續實踐當年未竟全功的理想。
記者：請談談「三月學運」對妳的影響或啟發。
范雲：「三月學運」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做到國會全面改選和廢除臨時條款。它讓我瞭解到自己是有改革力量的人，也就是「世代的效能感」，但面對巨大而複雜的政治變革，能牽動的只是某一個環節，尚須其他因素及條件的作用，所以個人的力量其實也是渺小的。改革並不是盲動，或是用熱情就可以解決，我們只是幸運地在那個當口做了一件正面的事情，而學運的可貴，就是讓人看事情的正面及理想的價值，不顧一切地追求。
記者：當年的學運核心世代，如政界的林佳龍、馬永成、羅文嘉、郭正亮等人，他們影響台灣的潛力和包袱是什麼？
范雲：我一直希望不要把他們等同於整個學運世代，也很難要他們承擔整個政治環境的問題。雖然他們走的是一條辛苦、高風險的路，但我對他們的肯定之餘還是有期許，他們在年輕時比別人有機會實踐理想，看到學運的限制與複雜度，而他們的學運經驗，也可累積成政治改革的原動力。若從學運的本質來看，改革不只是他們的責任，更是每一個關心台灣的人應該共同分擔的。
他們大部分在民進黨，民進黨的世代交替，從最早的美麗島時代到辯護律師，經過中間較為零星，到現在最集體的學運世代，學運世代擔負很大的責任，當有一天完全承擔責任時，他們是不是能夠做得比別人更好？如果只是為了權力移轉，這樣的意義就不大。
五年級是一個特殊的世代，在經濟富裕的年代下成長，但卻又見證政治改革過程中的動感及可能性，既是以大學生的身份成為中產階級的預備隊，但又有點無政府主義或布爾什維克，這兩種衝突的性格就成為五年級世代的風貌，我相信這就成為台灣社會進步或變動的力量之一。
記者：當年未完成的改革又是什麼？
范雲：例如兩岸定位，還有經濟和社會的改革，至於政治改革亟需突破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民主的品質，由於政治人物已有複雜的權力糾葛，所以需要靠制度的設計及民間力量來推動，例如女性參政、公費選舉、政治獻金的監督等，讓好人真正出頭，淘汰不良的候選人。
記者：「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明顯地大幅發展，但中國真的進步了嗎？
范雲：雖然最近我們從中共隱瞞SARS疫情看到它內部社會控制的程度，危機處理的能力也不那麼好，而內部的社會矛盾也在挑戰中國的領導班子，另外還有巨大貧富差距的問題等，儘管如此，我們對中國的未來不宜太悲觀或太樂觀，畢竟它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我建議台灣能夠多和中國做文化的交流，因為文化無國界，我們對彼此的瞭解並不多。卸下政治，回歸人的本性及兩個社會的和解、關心，但這需要時間，也需要台灣多主動瞭解中國，瞭解自己的優勢及劣勢。
記者：台灣極力地突破中共的各種打壓，對此妳的建議是什麼？
范雲：打壓越多，反而台灣人越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雖然他們看到中國的發展機會，但對台灣也有高度的認同，至於這條路如何走，我未必有答案，但我相當樂觀，我們越來越有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很可惜還未展現出來，台灣其實有很多社會力量像是NGO團體，可為外交做補充，並與國家的力量結合，共同為台灣的未來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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