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經歷過台灣升學體制的人，對於由國中開始的升學競爭，應該都有相當深刻的體會。簡單地說，升學競爭的源頭來自於政府對大學的管制。1986年大學擴張、政府開放新設大學之前，同一世代就讀大學的比例都在10%左右，而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公立大學。


低學費搭配了大學的管制

經歷過那個大學聯考錄取率大約只有30%年代的人們，不知是否曾經想過，如果經過高中聯考的篩選之後，仍然有這麼多考生，願意花這麼多力氣參加大學聯考，為什麼政府要透過管制大學生人數來剝奪人們就讀大學的機會？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主控教育的態度，堅持由國家大幅補貼經費來辦公立學校，採取所謂「低學費」的政策，使得政府受限於財政能力，只能提供每個世代約5%就讀公立大學的機會。

事實上，「低學費」和就學機會的管制是同時存在的。或許是由於討論教育政策的人們，大部分都是在大學聯考中仍然勝出的人，關於低學費的討論都忽略了管制就學機會這個重要面向。

換言之，這個許多人認為「公平」，足以使「三級貧戶變總統」的大學聯考，只是分配這些稀少機會的一種方法。透過「低學費」政策所保障的少數「三級貧戶」，其實是以補貼更多的有錢家庭，以及更重要的，限制其他大多數人的就學機會所換來的。因此，以「三級貧戶變總統」作為低學費政策可以促進窮人子女向上流動的例子，其實是大有問題的。


管制大學限制窮人的機會

該問的是，為什麼沒有更多的貧農之子可以就讀大學？為什麼陳水扁的小學同學們，沒有更多人獲得像他一樣向上流動的機會。試想，當年高中畢業時的陳水扁，面對的不是低學費的台大，而是政府不大幅補貼經費的台大，但是仍有充足的就學貸款或獎學金，他會不願意來讀台大，日後變成律師之後再來償還就學貸款嗎？因此，低學費政策並不是確保窮人子女上大學的唯一方法，但是搭配就學機會管制的低學費政策卻扼殺了更多人，尤其是窮人子女的就學機會。

在當年受補貼學生陸續成為社會知名人士之後，這種補貼「未來有錢人」的效果，其實是相當清楚的。2002年底時，1972年畢業的台大學生舉辦了一個畢業三十週年的同學會，知名校友如馬英九、趙少康和邱義仁等比比皆是。我們真的需要補貼他們當年的教育成本嗎？就學貸款和獎學金真的會阻礙他們的求學之路嗎？值此報稅時刻，納稅人真的要這樣的「低學費」政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