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藉由陳布雷（蔣中正的文膽）女婿的一生，引領讀者見證中國大動盪時代的悲歌。


爸爸背負十字架走過了22年，在沈重的政治壓力下生活得很艱難。但有一點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從57年就沒資格再「左」了，沒可能再去害別人，從而保持了他的靈魂清白。


慘烈的極左路線

在那漫長的歲月中，他都想過些什麼，我們今天已無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細地審視過自己的一生。因為他不得不寫很多的「檢查」和「交待」。看著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為了毛澤東先生一個荒唐而固執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這樣浪費自己的才智。

「左」的路線根源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物似乎沒有必要再提。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沒有當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和貲睚必報、人莫予毒的強迫症式的思維，左的路線也不至於為禍如此慘烈。為什麼我們的革命要把人變成冷酷無情的執行黨的路線的機器，而不是要讓大家都變得更好更富於人性呢？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是要把全人類都變成無產者，還是變成有產者？為什麼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資產階級」的限定語呢，無產階級不配享有民主與自由嗎？


走向天安門廣場

爸爸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加入共產黨，他相信自己是投身於一個追求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正義事業。在他擔任主要領導的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中，（據楊者聖先生在《國民黨「軍機大臣」陳布雷》一書中的考證，「一二‧一」事件的善後是陳布雷）置老蔣的指示於不顧，另搞一套，因勢利導，將學運化解。實際上這對未來翁婿之間的鬥法，可以說是各得其所，都讓對方下了臺階。

學運最難之處就是如何收場。陳布雷的措施使學運可以圓滿收場，成就了爸爸的功業。四位烈士為民主獻身。1957年在中途變調的「民主」實驗中，他成了右派。但32年後，72歲的爸爸又帶領「西南聯大校友會」的同志，走向了天安門廣場。當我在香港聽到這個消息時，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間變得高大了……。


坎坷人生終落幕

1996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後一次團聚。當時爸爸已中風多年，深居簡出。

那年爸爸79週歲，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慣例，郁文阿姨、喬石叔叔在家裏設宴，請我們全家，為爸爸做壽。那天為了把他的輪椅從樓上搬到樓下，忙亂中忘了他的假牙，結果壽星老只能面對滿桌菜餚在一旁陪坐，回到家裏再一個人興味索然地補吃帶回來的菜。不久，我出了國，再也沒有見到爸爸。

爸爸去世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淒風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劇人生。」（陸懷峰《傳記文學》78卷第一期）其實爸爸的一生很豐富，大起大落，波瀾壯闊。他是陳布雷的女婿，又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二條戰線」上的領導核心成員；他坐過國民黨的黑牢，也受過共產黨的勞改；他管理過最高學府，也教導過農民的孩子。他曾是國民黨中央信託局敵偽資產處置科的科長，也曾是《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紅衛兵揪鬥，也曾在政協舉手；他訪問過很多國家，他和很多領導人有交往……，這些都不是「悲劇人生」四個字就能概括的。訪問者們如果沒有對具體歷史時代的瞭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謙卑的表情和平實的談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寫爸爸上個世紀的故事，感覺上總隔著一層什麼。這不僅僅是因為手頭幾乎沒有資料，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經歷很坎坷，而內心太簡單，以至我都不知道該告訴人們些什麼。不管怎麼樣，我已經把我能表達的意思都說了。

(8/3/2002 2:5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