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原以為有了先進的科技、醫學、各種制度組織，人類可以高枕無憂，努力賺錢，追求更多的權利、滿足各種慾望、用物質堆砌生活品質、生病了就去看醫生……。然而，SARS出現，在一夕之間竟然改變了一切。不管你有多少名利權位，走在街上一樣可能得SARS，不管你能請到多好的名醫，卻沒有人說得出來SARS從何而來？如何治療？如何解決？甚至醫護人員都可能倒下。面對SARS，人人有希望，個個無把握。以往所追求的金錢、權位、名利，此時，都失去了意義。人們回到最卑微的希望：我能不能安全的活過今天？

是的，我們已進入一個後科學時期的風險社會，既有的知識與體系都無法提供解答與解決；而強大的高科技、高密度的都市、快速流動的交通和傳播，卻使得疾病傳佈得更快速而無形；長期破壞自然、縱慾無度、濫用藥物、道德淡化的後遺症，更使得每一個人都很脆弱。而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很可能影響眾人的安全。例如，一個應該居家隔離的學生卻跑出去補習，可以讓十幾所學校班級停課、一百餘個學生需要被隔離觀察；一個中風老人未透露病史，可以讓二十位醫護人員均陷入險境，更危及百餘名病患。

因此，在這個全球化的風險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要警覺到自己的公眾責任，必須要為他人設想。這些聽起來似乎是老掉牙的德行，但此時卻變得如此急迫，如此真切。因為，如果只是一意我行我素，不但可能傳染別人，同時，更可能增加疫情，危及整個社會，造成眾人恐慌、經濟蕭條，股市暴跌……。

在風險社會中的媒體，所追求的第一目標，顯然不再僅是發揮新聞自由、反映現狀、監督特權而已，因為在這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中，媒體如何能幫助社會大眾獲得生活的安全感，重建生命的勇氣和希望，對個人和社會都變得極為關鍵。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美國在911恐怖事件之後，美國的媒體不斷的告訴大家如何重建家園與生活的信心，受難家屬如何在悲傷痛苦中互相關懷，堅定生存的勇氣；而且，絕對不譴責集體族群，甚至政治領導者更要身為表率，化解任何污名化和刻板形象化，以免造成更多無謂的傷害和憾事。

風險社會固然充滿病毒和危機，但是具有提供資訊和解釋功能的媒體，如果能盡力提供正確完整的資訊、避免製造驚悚和恐慌、絕不譴責弱勢及少數族群、發揮人性中的善良、關懷和道德勇氣，建立風險社會中的責任倫理，我們才有可能超越病毒與危機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