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經歷十二年的經濟不景氣、四年的通貨緊縮以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街上的行人都面帶愁容，憂心忡忡？根據最近一期的商業周刊報導，日本在經歷了十幾年的低經濟成長之後，「東京都會區上班族依舊熙來攘往、腳步匆促，百貨商場整潔明亮，逛街的人也帶著『元氣』的笑容」。這不禁令人疑惑：經濟不成長，對一個社會真的沒有影響嗎？


景氣不好 下班早歸

答案是：有影響，但是不見得是「壞的影響」。舉例而言，不景氣的影響之一就是泡沫經濟所支撐的奢華消費文化崩盤，應酬交際的人大幅減少，銀座媽媽桑的小費收入銳減四分之三，日本人外食支出下跌三成二。取而代之的是「下班後早點回家，喝兩杯小酒，就是最大幸福」。2002年底日本幾大熱門商品概念中，「回家」是其中之一，連帶也造成DIY商品以一年超過20%的速度成長。

日本男性不只變得比較喜歡「回家」，回到家後也開始幫忙家務。甚至日本幾家大百貨公司，這幾年也開始在男廁設尿布檯。商周的報導指出，「日本在表面的經濟、消費不振陰影下，更深層的社會、人際關係、甚至價值觀已經發生質變…停滯的經濟卻帶來社會面貌巨大的改變，這是大家原先都沒想到的」。

吹毛求疵地說，上述的評論有一點並不太正確　　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大經濟學家彌爾（J.S.Mill）就曾經預測，當經濟發展停滯之後，社會的價值觀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

在彌爾之前，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Ricardo）預言經濟體系終將因為農業生產的邊際報酬遞減而到達零成長的境地。不只於此，他更預期由於資本與勞動市場的高度競爭，絕大部分的財富終將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這個灰暗的預言也為經濟學贏得「陰鬱的科學」之名。


停止成長≠不幸福

彌爾雖未反對李嘉圖的預言，但是他卻修正了這個預言的意涵。首先，彌爾指出，雖然「產出如何分配」必須受到邊際報酬與競爭的約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不能根據共同接受的價值觀（例如不能將「沒有生產力」的弱勢者遺棄至死），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例如遺產稅）。時至今日，彌爾的主張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社會的共識。

其次，彌爾指出，一個「沒有成長的社會」並不等於「不幸福的社會」。彌爾身處英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但是他一方面明白指出競爭對於生產力的好處時，一方面也意識到競爭的人性代價，像是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踐踏、壓擠、掣肘、互踩對方腳跟」。

彌爾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奠基於個人的快樂、福祉、與自我發展之上，而這些不見得能夠由物質條件來衡量。對彌爾來說，經濟停止成長的社會並不可怕，相反地，當「人心不再全神貫注於出人頭地之術的時候」，人們將會轉而設法改進「如何生活的藝術」。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科技與制度的進步，一次又一次反轉了李嘉圖的預言。沒有人能夠預期，會不會有另一波技術進步重新帶動世界經濟快速成長。但是彌爾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深思：一個每人年均所得已經達到兩萬美元的社會，是不是還必須將幸福的彼岸寄託於不斷成長到三萬、四萬美元？而一個經濟不再快速成長的社會，會不會反而是一個比較可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