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藉由陳布雷（蔣中正的文膽）女婿的一生，引領讀者見證中國大動盪時代的悲歌。


1962年夏，媽媽調到華東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剛剛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見孩子們一面，媽媽還費了很大勁向我們解釋：爸爸不是壞蛋，改好了。


十年生死兩茫茫

那天媽媽迴避了，我們被領到姑姑家。爸爸高興得有點手足無措，反反覆覆地說：五年不見，長這麼大了。我們只顧自己玩，爸爸在一邊看著，顯得消沈而無奈，姑姑不斷的要我們過去和爸爸說話，我們也拘謹戒懼，不知說什麼好。臨別爸爸還給我們買了禮物，姐姐得了一條圍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裝在藍色鉛筆盒裏的高級鉛筆。在那個大饑荒的年代有幾個中國孩子能得到這樣的禮物？想到這以後不知何年再相見，爸爸忍不住親了親弟弟。

以後就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離婚之賜，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資格當「紅衛兵」，造別人的反。而千里之外南宮縣的紅衛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來。這是一副何等混亂的圖景？荒唐歲月，不堪回首。


漸漸被人遺忘

媽媽死後，我們都被下放到偏遠的農村插隊，在當時的大動盪中漸漸被人遺忘。1972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媽媽的死訊，開始找我們。爸爸媽媽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華夫婦從姨媽那兒知道了我們的下落，接著爸爸就開始和我們通信。

要不要和爸爸恢復關係，當時是有爭論的。1973年在鄧穎超的干預下，對媽媽的結論又作了複查和改正，從原來的「自殺叛黨」、「敵性內處」、「開除黨籍」，改為「有變節行為」、「黨籍不予處理」。所以如果還像以前一樣，我們的家庭出身只算媽媽、不計爸爸，我們背上的黑鍋會輕一些，「改造好」的機會也大一些（當時我們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