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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家、作家、畫家
「首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入籍法國的中國流亡作家」，是一般大眾對高行健的第一印象。
然而，高行健絕不僅於此。他原是中國大陸實驗戲劇的開創者，1982年的「絕對信號」一戲演出後，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不料1986年「車站」一劇卻被中共冠上「精神污染」、「建國以來毒害最烈的戲劇」之名，隔年就以政治難民的身分流亡法國。他的水墨寫意抽象畫也是一絕。在法國郊區定居以後的高行健，以販賣大型水墨畫維生，在全球陸續舉辦過三十多次畫展，獲得許多好評。此外，高行健對音樂的熱烈喜愛與深厚的素養，也使得他的戲劇跨入歌劇的領域。
本月十九號在台灣上演的「八月雪」歌劇，就呈現了鎔鑄東方京劇與西方歌劇的磅礡氣勢。對於文藝美學研究甚深的他說：「我的戲劇、畫畫、寫作各佔三分之一比例，在生活中時間的分配也的確是如此」。
雖以諾貝爾文學獎享譽全球，高行健實則身擁劇家、作家、畫家三種角色。文學雖然不是他的唯一專擅，這座諾貝爾文學獎，卻讓中國痴等了一百多年。正如高行健的文學生命幼年早蘊，卻要等待青年的博學苦讀，文革的孤獨寫作，乃至中國廣大土地的行旅經驗與苦難的政治流亡，才能創造出一位舉世矚目、別闢蹊徑的藝術家來。
幼年逃難如夢般的美好生活
1940年出生於江西，國共內戰動盪不安的時代，即使是處於逃難流離中，高行健卻意外的有了一個溫暖美好的童年生活。他笑說：「我在中國可能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我母親受的是美國教會的教育，我父親穿西裝打領帶，在銀行裡工作，懂英文」。他是捉住了舊時代優越生活的尾巴，也銜接上現代化的源源新知。高父與高母不但有傳統的中國文人素養，家中不乏古書、線裝書的收藏，也接受西式與教會教育。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因此常與一群太太唱歌劇、耍西洋花腔唱歌兒。高行健五歲就有登台經驗，在敦厚的長者之風、說英文、彈鋼琴、禮尚往來、溫文儒雅的氣氛下長大：「那個環境是那樣，因此我們家從小的時候，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就覺得很自然。」直至如今，談論起幼年生活，高行健仍感覺那是一個夢般柔軟、生活在小說中的美好世界。
擇法文系就讀的情緣
從小對藝術方面有著極高天份的高行健，中學曾想順母親的意放棄文藝，選擇數理就讀，且立志非北大、清大、交大不讀。但是有一天，他在課堂上算數學，解了許久都解不出來，困乏的停下筆時，卻為窗外明媚的春光所眩。當時滿校園的楊柳花絮點點紛飛，也飄進了教室內。陽光下柳樹的新葉如碧綠的緞子一樣，閃著透明的光，棉絮在桌上滾成絨毛般的球，輕輕一吹又飛散開來…。高行健忽然感覺自己的秉性不適合與枯燥的科學糾纏。那個下午他就鑽進了圖書館，隨手翻閱雜誌，漫無頭緒的想為自己的未來找條出路。結果，被一本雜誌中所記載，發生在法國一個小酒館中的故事所感動。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本世紀初，巴黎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詩人等，喜歡群聚在一個小酒館內。有一天，一個年輕窮困的女詩人，把自己的嬰孩放在酒吧櫃檯上，和老闆娘說她要出去辦點事兒，想不到一去就沒有回來。後來，老闆娘決定收養那個孩子，從此以後，酒館的常客也都會在光顧的時候自動地捐出一些錢來，養活那孩子。這個故事使得高行健非常感動，就憑著這個說不清的原因，他決定要學法文。就這樣，他進了北京外語學院就讀法文，也種下了他日後旅法發展，進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因緣。
讀不懂高行健？
自從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刻起，就引起華人世界閱讀的風潮。然而「看不懂」的聲音也隨之四起。得獎之前，高行健的作品是乏人問津的，但他也不以為意。而這就不能不追溯到他的創作過程與文學理念。
為自己而寫
幼年的高行健體弱多病，從小就有記日的習慣。雖然從來不拿給人看，他一直存有想成為作家的心。但是文革開始以後，這個作家夢很快就醒了。人們互相猜忌與揭發，巨大的陰影與恐懼窒息了他成為作者的念頭。在那個暴力冷漠、人人自危的年代，高行健倉皇地燒掉了幾十公斤的手稿，並且自請下放，在農村裡過著孤獨的生活。
然而逃避成為作家，卻不能逃避心靈的苦痛。放下了為他人閱讀而寫，文學的生命才真正開始。為了消解現實與精神的苦悶，不至於寂寞到無法自拔，高行健開始偷偷寫作，費盡心思地將手稿埋藏在地下。因為不準備發表，他的所思所言完全忠於自我，沒有其他目的。在澄明的、自發的創作中，高行建將文學視為自我淨化與救贖的方法。而這也使得他的文字具有一種放諸四海皆準、觸動人心的誠懇。
冷的文學
正因為文學家在徹底的面對自我，擁有完全的自由，不需要對讀者負責，所以旁人「讀不懂」也就成了無足奇怪的事。高行健的作品中，主人翁角色不斷轉換，情節也錯落跳接。一會兒是「你」遊蕩在找尋靈山的一個小縣城，一會兒是「我」在追尋青康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的傳說，一忽兒是「他」在河邊上向一位老者問路。現實與回憶、神話與虛擬，角色與對白的分裂，使得高行健的文字與讀者產生距離，迫使讀者對一幕幕的虛實思考與質疑。而這種距離產生的困惑，正符合高行健所主張的「冷的文學」。
所謂「冷的文學」，也就是讓作品純為作者個人的聲音，脫離了一切如社會教化、抒情懷志的目的，完全回歸自我個人的精神活動。這不意味作者噤聲不語，而是他相信文學是孤獨的事業，作者最好置身社會的邊緣。因此即使他的文字苦澀難讀而不受市場認同，也甘之如飴。
當然，這樣的態度對一向支持「文以載道」的儒家士人自然顯得過於消極頹廢，甚至說是殘酷也不為過。人權評論家茉莉對高行健「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的態度，嚴厲斥為是「典型的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個人主義者的獨白」，許多人都對他的文學觀提出質疑。
然而高行健仍然是高行健。他不會為政治悲情憤慨，也不會為批評費心解釋。可以確定的是他一直在寫自己想說的話，呈現真實的自我。正如詢問他對於大陸官方的批評時，他雲淡風清地說：「他們對我多年來有很多說法，什麼現代主義、精神污染，以後又成了政治流亡、反革命，愛怎麼說怎麼說，我從來對政治上給我的界定無所謂。」很難說這種單純的靜觀與自由，到底是基於迫害後的冷漠或是寬宏的智慧。也許兩者都有，也許兩者皆非。至於孰是孰非對他而言既不重要，也只有讓讀者自行評判了吧。
掀起台灣漫天潮的 八月雪
我們在一個溫暖的初冬下午，來到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在彩排的禮堂中，一襲黑衫的高行健聚精會神地坐在台上，觀看演員走步與唱腔的排練。費時一年的籌畫製作，這部由文建會支持、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統籌的大戲「八月雪」，正進入了緊鑼密鼓的最後階段。預計十二月中旬在國家戲劇院世界首演五場後，將在明年藝術節，與法國歌劇院、合唱團合作，將這齣作品推向國際舞台。
全能的戲劇
高行健稱八月雪為「全新劇種」，因為這齣呈現以禪宗六祖慧能的生平和唐代的公案故事為題材的大型音樂劇，既不是京劇，也不是西洋歌劇。他說：「因為我們不想重複每一種做法，表演方法、處理台詞的方法都不想找現成的路子，都在摸索，叫四不像，既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都不是，就是我要找尋的方向，那就是要找新的形式。」
演員們不但能演、會唱，甚至還有雜技的加入。而交響樂、聲樂、戲劇、造型等的繁複精美，也都能在這齣戲中充分呈現，可謂是一齣空前絕後的創新作品。當然，在創新中困難的克服是必經的過程：「就是每一步都是很難的。我說是『知難而上、無所不難』，演員從放下京劇身段、學習現代舞，一直到適應交響樂、不用擴音器，找到一種新的唱法，高行健對這樣的結果非常滿意。他說：「…這是一個不能想像、驚人的一個飛躍，對一個從來不接觸交響樂的演員來說，了不起的飛躍。他們真是適應得非常之好。」他欣慰的笑說：「馬上可以看見了。醞釀、訓練，一重重困難克服……現在成形了，我們那時候講的，不知道的四不像的戲劇，現在有樣子了，不久就可以在舞台上呈現，現在我自己很有信心，完全出色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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