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禮拜讀到東華大學紀駿傑教授一篇令人深省的文章，題目是「環境殖民：資本主義生產擴張下的台灣原住民土地與資源權」，裡面論及核廢料與原住民的議題。紀教授指出，針對諸如核廢料之類的有毒廢棄物，社會科學在1980年代以前鮮少關注這個議題，而政府也缺乏一套合理的管理策略。於是，這些廢棄物最常以兩種方式被「處理」掉。

第一種，是由廢棄物製造者任意排放廢棄物，將這些廢棄物的污染後果由某一地區、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對象來承擔。

第二種方式則是由廢棄物的製造者依循「最小抵抗路徑」(least resistance path)的原則，將廢棄物丟棄在特定地點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領域。這些最小抵抗的特定地點，一般便是地理及文化上的偏遠地區，而特定人群當然就是弱勢族群與貧窮社區。


魚罐頭 變成核廢料罐頭

當1980年代之後，許多學者相繼投入研究有毒廢棄物處置地的問題。他們發現這些有毒廢氣物處置地，非常不成比率的座落在少數民族及窮人社區，而美國境內的18個核子廢料儲存場當中，有15個是位於原住民家園。

這樣的問題在台灣也同樣存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興建核電廠之後，對核廢料的處理是依「最小抵抗路徑」原則，棄置到蘭嶼。根據李亦園教授的研究，當政府於1980年代在蘭嶼開始興建核廢料棄置場時，許多達悟人（蘭嶼原住民）被告知政府要興建的是魚罐頭工廠；然而這座工廠所「生產」的卻是「大型核廢料罐頭」。

經過一連串抗爭之後，政府才放棄要在1995年擴增蘭嶼核廢料場的計劃，並承諾在2002年將所有核廢料運出蘭嶼。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承諾能否實現並不樂觀。因為在國內，台電的徵選計劃仍然處處碰壁；在國外，台電試圖將核廢料運往北韓的合約則引起國際的高度關注與不滿。在此同時，堆在既有核能電廠中運不出去的核廢料，則在最近引起台北縣當地居民的嚴重抗議。

回顧這一連串關於核廢料的爭議，我們或許可以下個註腳，那就是罔顧外部性的市場運作會造成「壞的資本主義」，而理應矯正「市場失靈」現象的政府，卻反而只是將嚴重的外部成本轉嫁到「最沒有聲音與抵抗力量」的弱勢族群身上，「眼不見為淨」，以致進一步惡化外部性問題。


核電成本 別漏了核廢料成本

無論如何，罔顧外部性的問題解決方式，終究會造成更大的後遺症。整個核電問題，其實不僅是「核電安不安全」，更是「用核電划不划算」的問題。自由競爭市場的好處，必須建立在「對資源的使用能夠反映其社會成本」的前提之上。

換句話說，如果從一開始，核廢料的處理成本就被誠實地計入台灣的核能發電總成本之中，而非只是將其粗暴地轉嫁到弱勢族群、偏遠地區，整個社會可能早就發現，對於地狹人稠的台灣而言，核電的成本驚人，因此還是早早尋找替代能源為妙，或者也可能透過價格形成壓力，得以改變因為獨佔而效率不彰的電力產業結構。

如果當初在決定要不要續建核四時，大家能先面對「環境正義」的問題，而先達成「各縣市用多少核電，就收置多少核廢料」的共識，那麼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討論到底要不要續建核四，也許會有很不一樣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