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經過這一、兩年的「西進熱潮」之後，一些對於彼岸的一廂情願想像逐漸退燒，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從實際經驗中認識到，「根留台灣」並不是一個訴諸情感的空洞口號，而是市場競爭下的理性選擇。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任何一個廠商或個人的生產力都與他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在經濟學原理中討論生產力時，經濟學家主要訴諸「生產函數」的概念。簡單的生產函數包含兩個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與資本。根據生產函數，經濟學家推導出一個非常基本的命題：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平均每一名勞動者能運用的資本越高，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生產力越高，而每人平均所得也越高。


生產函數的迷思

經濟學家發現這個命題與實際資料相當吻合。不過經濟學家也發現，在實際資料當中，有一個簡單生產函數難以解釋的現象。邊際生產力遞減是經濟學中的基本原理，根據此一原理，平均每一名勞動者擁有資本量較高的國家，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應當低於平均每一名勞動者擁有資本量較低的國家，而由於生產要素的價格是由邊際生產力所決定，因此資本應該會由資本邊際生產力低的地方流向資本邊際生產力高的地方。換句話說，投資應該會優先選擇工資低的地方。但是事實上，雖然先進國家的每人平均資本量遠高於開發中國家，在先進國家的投資卻往往高於開發中國家。

經濟學家對於這個現象有幾種解釋，第一是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生產技術上有所不同；其次是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勞動力的素質上有相當大的差異，而這提高了先進國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簡單的生產函數中並未考慮「社會環境、典章制度、道德文化」，而這一部份卻對於生產力的高低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會文化具關鍵角色

在現代世界中，沒有多少生產者能夠是一座孤島；一般而言，生產者並不能夠獨立於社會之外，進行生產活動。在從事生產時，我們必須與許許多多的他人直接或間接的溝通意見、交換經驗、相互學習；我們必須透過一個繁複無比的分工網路與他人交換有形與無形的產品與服務；我們必須仰賴許許多多不同專業的專家才能維持高度複雜的生產技術，而這些高度專業化的專家又必須在一個足夠規模的分工網路當中才能夠生存。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高度生產力不只取決於勞動的質與量、實物資本與人力資本、生產技術，它還取決於這個社會能不能容許知識與資訊的公開與快速傳播，能不能對不同意見的相互激盪保持寬容與鼓勵的態度，能不能減少由於權力干預、尋租行為造成的契約不確定性，能不能在文化習慣中養成對於財產權與契約的尊重，能不能在道德傳統中形成對於誠信的堅持與善念。

自由社會孕育高生產力

因此，台灣廠商的傲人生產力與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諸於台灣社會中人與人的互動，以及形塑這些人際互動的文化、教育、傳統、道德、信仰。一旦離開了這個社會，在另一個不同的社會中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就必須重新以這個社會的環境加以考量。但是如果宰制這個社會的政權，對於最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橫加限制，對於最微弱的抗議聲音都難以容忍，對於「做一個好人」的簡單訴求都要鋪天蓋地的無情打擊，在這樣的社會中又能支持怎樣的高度生產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