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致力教改運動的著名學者、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董事－－史英教授，在舊日聯考中如願進入第一志願就讀，卻在日後毅然成為推動教改的舵手。
他說當時從美國學成歸國後，有感於體罰、惡補、剝削等種種謊言充滿整個校園，基於求「真」與「正義原則」的精神所趨，使他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教育改革的工作。


預料中的反彈因素


史英肯定的說，各界對於多元入學的反彈勢力是早在預料之中的，詳細分析，有以下五種原因：


一、懷疑與缺乏信心

由於台灣從日據時代到戒嚴時期，長久以來處在強權壓制之下。如今開放才不過十多年，人民還未習慣當家做主，依舊只會抱怨，卻缺乏參與改變現況的信心，沒有公共事務須靠公共參與改變的認知，心態上還認同昔日依賴有力人士介入的處理模式。這種凡事懷疑合理途徑，以為要攀緣附權才行得通、對新制沒有信心的態度，使得改革在初期窒礙難行。


二、對以往聯考的痛恨

史英接著說，第二個反彈因素，是由於民眾尚未從過去痛恨聯考心理的狀態中復原。表面上他們要恢復聯考，其實辯證地看，是因為當初過於痛恨聯考；所以一旦推出新制，就抱有極高的期望，以為有了多元方案，此後可以高枕無憂。當他發現新政策無法滿足他的要求、有效解除升學壓力時，那種被欺騙的感覺迫使他走向另一個極端，於是恢復聯考之聲再起。


三、習慣性的順從態度

過去台灣人民長期處在威權體制中，一味接受命令、強制、灌輸的狀態下，難以體會新的測驗與入學方式，也缺乏另一種想像選擇的空間。史英舉例說，就像一個天天待在立法院觀察議事的進行程序的學生，雖然可能會比傳統大學課堂中獲得更多、更豐富的學習，一般人卻難以肯定，總認為他在浪費時間。多元入學方案中的多元評量，就是要肯定每個人不同的學習過程，然而在僵化的思考下，眾人往往否認課堂以外的學習過程，無形中窄化了多元的可能。


四、單一能力下拒斥多元途徑

史英接著說，延續上述三項因素，第四項因素，就是民眾在長期只有一種能力的訓練下，不歡迎開放多元的管道。當學生只習慣以考試分高下，增列與開放23％的其他能力，對這些學生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就像本來只比身高，現在可以比力氣、比氣質…，發現自己身高不是唯一優勢後，就對這項新制有所反彈。在無法體會改革苦心，又不願培養多元能力的情況下，拒斥多元入學方案只是必然。


五、台灣惡鬥的政治風氣

史英說上述四項多元入學遭受抗拒的遠因，導火線與近因則是台灣「惡鬥的政治風氣」。此種風氣使政治人士不願放棄任何一個可以炒作與挑起的議題。在蓄意挑起爭端下，予人多元入學難以執行的印象。而教育議題因為給人關懷社會、消減政治惡鬥的感覺，更是政界造勢與引起戰火的最愛。
上述這五種長期與近期的交錯因素下，使多元入學在施行之初風波不斷。但即使如此，也不應因噎廢食。多元入學是必然的潮流，或許技術上確有改進的需要，方向與理念仍是值得努力。因此在重重阻撓中，史英說是要繼續努力與堅持，一點一滴累積成果，達到最後的理想。


多元入學公不公平？


「多元入學方案」與以往「聯考」的公平性，是近來最惹人爭議的問題。到底這兩者孰優孰劣？「多元入學」是不是等同於「多錢入學」？史英說，兩者「公平」上的比較，可以從「制度面」與「人為面」來考量。相較之下，多元入學還是較為可取的方案。他接著為我們深入說明原因：


在制度面的比較

史英明白的說，其實不管是多元入學方案還是以前的聯考制度，都對有錢人有利，窮人吃虧；因為資本主義的任何制度都是優惠有錢人，除非我們改採社會主義，但那就不是今天所可以論及的議題。然而在此前提下，多元入學要較聯考更嘉惠貧窮者。為什麼呢？史英說，就拿一個家裡賣麵的孩子與一位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來說吧，多元入學能夠肯定前者應對進退能力，不只用考試分數分高下。但是聯考制度中，因為可考高分的資源如補習的機會、安靜的環境，卻是資源貧乏者難以齊備的。所以就長遠而言，多元入學可以提供窮人更多上升的機會。


在人為面的比較

人為上，聯考較沒有不公平的問題，是最受人稱譽處；但是改採多元入學，未必就會受到人為不公因素的影響。史英說現在已經不是戒嚴時代，強權介入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要將委員會所有關節打通，幾近於不可能。如今校園民主開放的結果，選舉制度完善，各校都設有委員，系主任三年一任，藉權位遂行自己私意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一般人擔心的走後門、評審不公的問題，較不會發生。


多元入學降低學生水平？

對於傳聞中多元入學使學生水準普遍降低、無法如聯考一般，明確鑑定人才的批評，史英說這是口說無憑的，因為得有嚴格的研究才能做此論斷，現在談是言之過早了。因為第一：沒有足夠與可靠的統計依據。多元入學才實施第二年，無論從時間或是學生數目上，想和聯考做比較，資料都明顯不足，無法遽下判定。第二：學生學習低落的情況，有一部分須考慮到雖然甄試方法多元創新，但是入學後，教師教學方法依然如故，換湯不換藥的結果，自然造成學生學習效果不彰的問題。如果因此把學生水準低落怪罪到多元入學頭上，那就未免太冤枉了。


史英看不懂的書

訪談中，史英提到如今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多半肇因於缺乏夢想、缺乏自我期許，以及缺乏信心。

他提到自己大學時一個有趣的例子：有一回，讀書會某一成員介紹大家看一本原文的數學著作。從未讀過原文書的史英興沖沖地將書買回後，卻在開頭就遇上瓶頸。

前三頁重複讀了五、六遍，無論如何努力也看不懂。從後面看起卻順暢無礙。在絞盡腦汁也毫無所得之下，史英抱著「你書能寫我就能唸，我唸不懂一定是你寫的不對」的想法，無愧於心地把書扔了，再找其它的書來看，並且發下豪志，定要重寫一本讓人讀得通的書。不料後來發現，那本書竟是數學界的名著，是因為太艱澀了才讀不懂。雖然當時的誤判有些讓人哭笑不得，但是那種對於學習單純的信心與熱烈的動機，卻令人印象深刻。

史英說，其實學生們的智商差別非常有限，不同的關鍵就在於學習的動機與信心。能夠在無涯學海屢挫屢起、不斷突破的人，就在於他強烈的自我期許。而唯有在一個尊重與肯定多元的社會，才能鼓勵並引領人也看重自己的本賦。我們期待多元入學的實施，就是落實這個夢想的第一步。


從聯考怪獸到多元入學

如今人人喊打的「聯考怪獸」是如何誕生的？牠在成形之初，可是備受尊寵與景仰的國家聖物。到底是什麼因素使牠變成莘莘學子最恐懼的夢魘，頑劣地抵抗社會要求「公平」、「正義」、「健全學習」的潮流？
先別急著將牠消滅殆盡，牠的存在可其來有自。倘若瞭解了牠，也就瞭解了近代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劇烈變遷、教育階段的演變，與自古以來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痴痴期待。


一、救亡圖存的利器

在20年代之際，中國正值軍閥混戰、繼而陷入八年對日抗戰的動盪時代。彼時中國不但物資嚴重缺乏，人才與教育經費也捉襟見肘。為了栽培國家棟樑、強化青年忠貞愛國的思想，兼以精簡考試經費，便在1937年舉辦第一次國立大學統一招生，延攬不少優秀人才。從此以後升學管道名額統一、由國家統籌主辦的模式，就此奠定。


二、思想控制的手段

民國38年政府遷台，總統蔣中正在檢討喪失大陸的原因時，沉痛地說：「…檢討所得的結果，認為我們最大的失敗，就是在文化和教育」。當時為了因應政治危機，全面進入戒嚴時期。二二八事變的餘悸使人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於是校園不僅喪失集會、學術的自由，聯招也成為特權介入、引人詬病的制度。一直到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始跨入另一個階段。


三、經濟起飛的憑藉

民國60年代，台灣雖然退出聯合國、外交不斷挫敗，經濟上卻漸漸起飛，中產階級迅速興起。在逐漸富裕中，國人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也越加重視。此期教育上是跟著經建會「人力資源」的計畫所決定，科技掛帥的需求下，造成入學機會不均、門檻過高，競爭也步入白熱化狀態。「惡補」、「一考定終身」、「不符志願」、「命題欠佳」、「閱卷事務繁重與不公」種種問題日益嚴重。雖然要求改進的呼聲從未中止，但是為了政經的穩定，政府研擬的方案一延再延。一直要到解嚴後民主憲政體制的漸漸確立、教育改革團體的興起，才有了大規模的變化。


四、民主開放的必然

民國70年代，台灣步入民主陣痛期，一連串劇烈的改革風潮方興未艾，一切體制都由管制走向開放。民國76年毛高文出任教育部長，首先提出破除「聯招怪獸」說法，提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先聲。更大一步的突破是在80年代後，環境漸漸成熟，隨著一黨時代的過去，新政黨的成立、省市長選舉的開放、政見的結合，使得民間教改聲浪越發強烈，終於在民國83年發動了「四○一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動員兩萬多人，係全台有史以來最大的民間教改社會運動。其後教育部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以李遠哲為召集人，逐步實施多元入學、推薦甄選方案。從此國家權力真正下放，逐漸落實將「自主選才」的決策權力交還給各個學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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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抗戰人才到政治需要，從經濟考量到民主自由，在有識之士的用心經營下，近年來台灣的教育改革可謂成果斐然。但是要如何保護這得來不易的果實，進一步朝向「公平正義」、「卓越發展」的方向，就是我們下一個階段的重要任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