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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期 2002/4/20 -- 2002/4/26 財經專欄
 
有意義的生命壓力
劉孟奇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根據報導,最近的一個調查顯現不少台灣的大專學生並不快樂,甚至有相當比例曾有自殺意圖,而對於這些「不快樂」的大專學生而言,最普遍的困擾就是「課業壓力」與「無法達成別人的期望」。

身為大學教師,我必須很慚愧的承認,在我的學生中也有這樣「不快樂的大學生」,而這的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不過我不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現在的大學教育「課業繁重、要求太高」。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讓許多年輕的心靈並沒有充分的學習過程、經驗累積、與心理準備,得以面對「自由選擇與追求意義所帶來的生命壓力」。


多種壓力並非壞事

十年教改以「解除升學壓力」為主要訴求,姑且不論教改在紓解升學壓力上的實質效果如何,這樣的訴求容易讓人誤以為只要「沒有壓力」就能造就一個「快樂的學習成長環境」。我認為恰恰相反,升學主義的最嚴重問題就在於它讓學生在成長的重要階段當中,除了單一面向的壓力源之外,卻免於了其他壓力。當所有的人都告訴一位年輕人:現在的生命目的就是單純的「考上好大學」,其它的一律等到「以後再說」,這實質上就是免除了他經營多面向生活與尋求自己生命意義的壓力。

但是,當這些年輕生命完成別人賦予的「階段性目的」之後,在「好大學」門後的真實世界,並不是所謂的玫瑰園。「自由」的大學生活所反映的是強調個人自由選擇的社會環境,而選擇代表取捨。只要有選擇,就必須承擔背後的機會成本。許多大學新鮮人在進入大學之前未曾被賦予多少選擇的責任,當然也未曾充分學習如何承擔選擇的代價。結果造成不少學生在面對生活多面向的選擇時進退失據,既缺乏時間管理的經驗與自律習慣,又缺乏承擔成本的能力,而所謂的「課業壓力」往往不過就是時間資源管理失敗的結果。

許多大學生焦慮於「無法達成別人的期望」,這其實反映出他們已經習於由「別人」為自己的生命設定意義。對於年輕的生命而言,尋求生命意義的發問是很迫切與實在的,而我們的教育在威權統治時代提供一個單調沉悶的解答,壓制其它不同的回答。當威權體制崩解後,我們習於制式答案的教育又擺向另一個極端,對這個發問幾乎沉默不語。同時由於大學教育市場供需失調,使得由「他人」所決定的單一「人生目標」在成長的青澀階段宰制了所有對於生命的想像。結果是當「進大學」的目標達成後,「生命的意義」並沒有如同他人的應允所暗示的一般,「自動」浮顯出來。許多年輕生命完全缺乏準備,自然容易被要求「過有意義的生命」所帶來的壓力所擊垮,以致於儘管在他們身邊有各式各樣號稱製造快樂的工具,他們仍然不快樂。


人生是一連串的學習過程

忝為教師,我絕對不敢認為教育能夠替學生解答「人生意義為何」的大哉問;相反地,我們應當誠實以告:這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同樣也是學習者。無論如何,針對這個發問,教育應當扮演提供訊息與協助高素質人力資本形成的角色,讓年輕的生命有能力了解不同的心靈、文化,以及傳統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問與回答,讓他們有機會從這種對話中尋求自己生命的價值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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