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大門外有一段海堤，從那裡可以欣賞西子灣夕照、眺望進出高雄港的輪船。每到深夜，這個地方往往也是許多青少年飆車場所。我的觀察是，從這裡經哨船頭、鼓山路、再到五福路，是最熱門的飆車路線之一。妙的是，這條路線會經過兩個分局，而沿路不只紅綠燈多、要過好幾段狹窄街道、必須不時閃避行人及汽車、還可預期警察會在好幾個地點設檢查哨。不過，這些缺點似乎反成為這一段路線的致命吸引力。


不太要命的飆車青少年

在微熱的夜裡，我經常會遇到這些呼嘯而過的年輕生命。他們會從紅燈那一方竄出，在你緊急煞車的車頭前留下一陣喧囂喇叭聲；你也會在某些危險彎道遇到風馳電掣的機車迎面而來。當與他們併行時，我總會特別留心不要按到喇叭，以免遭殃。

似乎每過一陣子，輿論就會關心一下這件事。政府從加強警方取締到公佈家長姓名不等的做法，而「治亂世、用重典」也不時被提起。這就好像面對MP3、網咖、電玩時一樣，最習慣的就是感嘆時下年輕人如何如何，藉此肯定上一世代的道德優越性，而解決手段無非就是懲罰、隔離與禁絕。

我們應該問：為什麼這些青少年如此輕視飆車對自己生命的危害？我比較偏好的解釋是：對他們而言，年輕生命的機會成本很低。做一件事的機會成本就是「如果你不做這一件事，改將資源投入其他用途所能產生的最高報酬。」對於這些飆車青少年而言，生命在其他用途上所能產生的報酬，顯然難以抗衡速度的快感與挑釁公權力的刺激；而跟取得同儕認同與引起眾人側目的「報酬」相較下，生命在飆車中所承受的風險似乎不算什麼。


年輕生命為何機會成本低？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將這些年輕生命的揮霍浪費計算在十年教改失敗的社會成本裡。當政府根據不知準確性為何的人力需求預測，「好心的」替這些年輕人決定他們之中的幾分之幾能念高中、能進大學；「好心的」替他們管制高等教育的價格與數量，從而扼殺高等教育體系的競爭擴張能量時，我們同時也替他們決定了有些年輕生命機會成本高，有些年輕生命機會成本低。如果我們設計的制度注定有多少比例的年輕人要飽受生命價值被輕視的挫折，我們又怎能抱怨他們透過在街頭衝刺、狂鳴喇叭、挑釁警察所表達的微弱抗議？

歸根究柢，若所有年輕生命的價值都必須透過「進大學讀書」才能得到彰顯，這也顯現出我們的社會無法歡喜地聆聽與欣賞不同專業的價值、自尊與光榮，也因此沒有能力塑造多元的成就取向。如果我們的社會價值能夠讓有些年輕人立志成為最好的廚師、最好的導遊、最好的計程車司機，那麼，只要政府不要對教育體系濫行干預，我們何須憂心要如何撲滅深夜街頭上鬱卒的年輕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