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紛亂的春秋戰國時期直到今日，法術之士真正受到當權者重用的時代，往往都是群雄紛立的亂世，正所謂「亂世用重典」…


綜觀中國歷史，儒家思想一直是為政者的主流；即便後世史家對某些稍具權謀的君王稱之「陽儒陰法」，也就是拿儒家作門面，骨子裡是以法家的思想治國；而在絕大多數的朝代中，法家的地位仍無法晉升到檯面上來。真的稱得上是以法家思想立國的大概只有秦朝，但我們也看到了它短命的下場。

自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系統性地將法家治國方針理論化以來，大家也不難發現，從紛亂的春秋戰國時期直到今日，法術之士真正受到當權者重用的時代，往往都是群雄紛立的亂世，正所謂「亂世用重典」。


法家的治國之術

法家的理論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商鞅奠定的「法」、申不害主張的「術」和慎到提出的「勢」，三種理論分別以他們三者為代表，韓非將其集大成。所謂「法」，就是以外在的法律條文規範人民的行為，為嚴峻之法；所謂「術」，就是君王駕御臣下之道，為詭詐之術；所謂「勢」，就是為政者用以服人的權位，為後天之勢。

韓非匯總前人的理論提出一套完整的法家治國之術，在形式上可說是相當完備，而且這套理論也在前人的實踐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證，如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便使得孝公成為當代一霸。法家思想流傳到後代，雖然一直無法登堂入室，但後人所著之任何關於統御、權謀之類的書籍，包括近代在商場上的流行的種種策略、厚黑學等，都跳脫不出法家理論的基本範疇。

行文至此，我們不難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許多人心敗壞的根源要是追溯起來，幾乎都可說是法家的遺毒：它利用外在的法律限制人的言行，卻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從內心向善，甚至韓非還將儒生列為「五蠹」(腐蝕國家的五種害蟲)之一；它利用人性中的貪婪、猜忌等等惡的一面，以利害的概念來維繫人際關係，也由此達到君王駕御臣下的目的，而不是以德服人，讓臣下發自內心敬仰他們的君王。

它用後天基於「法」與「術」所建構出的權力體系，令君王維持其權勢，而摒棄了孔子所提倡的師法先王，如堯、舜的治國之道。這種完全和人類先天善良的本性與道德對立起來的東西，恰恰是春秋戰國時期，人類道德極其敗壞下的產物；從史書中也可印證此時許多國家「君不君、臣不臣」的情況處處可見。

由於歷史上早已先安排了老子的下世傳法，以及孔子教導人們為人之道，才使人類不至於過早地走向滅亡的境地。而在往後歷朝歷代，法家也一直受到抑制，只有在最亂的時代中，才能看到它出頭，包括現在。


冰炭不同器

我們再從道家與法家的比較來看，更能夠清楚瞭解兩者就像韓非自己曾做的一個比喻：「冰炭不同器」一樣，道家所闡述的是修煉的道理，老子所著《道德經》中其修煉內涵雖隱而不露，但通篇所述之清淨無為之理，是眾人所公認的。諷刺的是，韓非也將法家理論的部分根源歸諸於道家，還特意寫了兩篇名為《解老》與《釋老》的文章，來詮釋《道德經》的理論在法家思想中的應用。

舉例說，法家的術論引用了道家思想中的無為概念，說什麼做君王的要「心澄如鏡，虛靜無為」，因為要洞察臣下的心思但又不能被臣下知曉自己的本意，就得時時遵循無為的法則。這不是對道家修煉內涵的嚴重扭曲與誤用嗎？法家邪變至此，可見一斑。


法家與實證科學

另外，我們也不難看出法家思想與現代科學對人們造成的深遠影響十分相似。第一、法家強調實證，韓非抨擊儒家學說的一個立足點就在於先王的治術可沒人見過，所以法家著重「法後王」而非「法先王」，並由後王的經驗可進一步完備法家的理論。第二、法家不注重德行的修持，以外在的規範限制人；這和現代的法制觀念是相吻合的，而法治的發展追其根與現代科學的推動息息相關。第三、法家以自身的理論扭曲儒、道等別家思想；而現代科學則以科學方法衡量一切，許多古文明文物都被冠上諸如「圖騰」、「祭器」等等聽起來挺原始的名詞，殊不知古文明的發展型態與現代迥然不同，邏輯脈絡和現在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從文物表象來斷定其文明的發達與否。

身處亂世的人們頭腦中，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法家思想的渲染，這在當今社會中尤能體現。人們也逐漸習於以這種模式渡日，殊不知，發自人性良善的特質，在複雜嚴密的規範跟觀念的綑綁中一點一滴地消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已經薄弱，而所謂的尊重，說穿了，只是對別人的防備或防他人的藉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