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提要）一九三三年秋天，林徽音為了取得北魏時期木造結構建築的證據，前往晉北大同附近的雲岡石窟，對刻在石頭上的建築細節進行臨摹與拍照，並與梁思成、劉敦楨共同撰述《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分析了石刻圖像中建築符號的意義。這段時期，除了調查北平廣安門外的天寧塔與一些平郊勝蹟外，便是前往山西搜索，希望可以找到期盼中最早的唐代木構建築。他們依循梁思成的計畫，藉由徒步、毛驢、租車，從山西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趙城，一共搜索了八個縣。在他們所調查的晉汾古建築中，包含了汾陽縣峪道河的龍天廟，霍縣的東、西福昌寺，趙城縣的廣勝寺（上寺、下寺、明應王殿），太原縣晉祠等二十座以上的古寺與民居，最後將之撰寫成《晉汾古建築預查記略》一文，並留下不少珍貴的圖像記錄，但期待中的唐代木構建築蹤跡，仍是一無所獲。


為西方世界解開中國古建築奧秘

令人驚喜的是，一九三七年初夏時節，梁氏夫婦重返山西，在太原北方的五台山上，終於發現了期待已久的唐代木構建築－佛光寺。這是一座建於西元八五七年、曾見諸於敦煌壁畫上，卻長久湮沒無聞的古寺。這個發現讓他們有如獲至寶一般的心境，雖然古寺中穢氣難耐，工作至苦，夫婦倆依然情緒激昂地進行著觀察、丈量與攝影的工作。不久，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林徽音一家人不得不開始戰時流亡的生活，並積極保存著中國古建築珍貴的史料。

流亡至昆明途中，路程勞頓，林徽音病倒了。但是從北京到昆明，一路上內地鄉野間的奔波勞苦，同時也打開了他們的視野。在氣候宜人的昆明，他們將營造學社重新組建，開始有系統地進行古建築的調查，並認知到中國民居在建築學上的重要性。一九三九年秋天，梁思成帶了一隊考察團離開昆明到四川的四十個縣進行六個月的詳察行動。一九四０年初，林徽音在昆明城外的小村莊龍頭村，監督他們共同設計的房宅，這是他們唯一為自己設計的土坯小房，座落在村外，緊依著長堤，堤上古松筆直林立，遠景宛若古畫。雖然完工了，但也引發了他們經濟上的危機。後來，日軍轟炸加劇，他們被迫離開家園前往四川李莊避難。

在李莊的歲月，是林徽音情緒上最抑鬱的時期，除了常臥病在床、經濟困窘之外，老朋友們更是天各一方。在此景況下，他們卻沒有被困難所擊倒，依然堅持著學術事業，計畫整理戰前的調查成果，撰寫成《中國建築史》一書，同時用英文撰寫《圖像中國建築史》，希望能為西方世界解開中國古建築的奧秘。


建築教育與設計實踐的推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林徽音在建築領域上的地位由「梁思成太太」，轉而為清華大學建築系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甚至當選北京第一屆人大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等。

當時的政權賦予她一個建設新環境的大好機會，甚至還請林徽音設計國徽。儘管林徽音如此地受新政府的器重，但是對於中國古蹟建築的保存卻得不到支持。當林徽音與梁思成提出維護古都原貌，避免將大量現代高層建築強加於古城中，同時希望修建「城上公園」，為市民開闢一個休閒文化場所的建議，卻遭到新政府的拒絕。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老建築一座座地被剷除，投入半生的古蹟維護工作，在此刻遭一重擊、付諸流水。往後林徽音陸續從事教學工作，不僅為建築系研究生開設住宅設計和建築史的專題講座，同時也是一個實幹者，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參與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與建造工作。她曾經為了堅持民族形式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爭，也親自為碑座與碑身設計了一系列的飾紋。林徽音的工作態度十分嚴謹，對於建築花草彩畫等細緻的工作，向來都是深入的鑽研、反覆的對照，同時她也擅長於組織分配、技術與設計討論的溝通。

她的摯友費慰梅女士說她是個天生的藝術家、學有所成的建築師和詩人。作家蕭乾先生也欣賞她的學識與見地，健談的言語間充滿著機智並饒富風趣。她是一位在當代顯得能力特出而才華洋溢的女子。在那個年代，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台美術設計的學生，一九三六年當林徽音在進行北京天壇祈年殿的記錄與修繕工作時，也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敢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當我們慨嘆著她在艱苦戰亂的年代中損傷健康的同時，這位在中國建築研究領域中傑出的開創者，她兼含理性與感性的作品、戰亂中的堅毅與勇氣，值得我們去細細欣賞與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