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有國家的紀念日，民族有民族的紀念日，一個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紀念日。一個人的紀念日最重要的大概是生日了，但是也還有其他紀念日。像執筆的這一天，六月十九日，對我也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1955年的這一天，我在印尼雅加達上了輪船，同好多中學同學一起，回到了中國大陸，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當時同時上船的華人青少年，主要是學生，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可能是741人。當時我是所讀學校巴城中學回國同學會的副秘書長，已經開始在當地報章上寫寫東西。到達中國大陸後，寫了一封很長的家信，詳述一路情況。如果這封信還保存的話，是一篇史料了。

每逢這個場面，碼頭人山人海。過去送過同學、老師，現在是家人、親友、老師、同學來送我了。17歲離開家庭回到社會主義祖國，而且在移民局蓋上永遠不再回印尼的手印，還是忍不住流下眼淚。不過心情還是很悲壯，當時最能反映我們心情的，就是大唱蘇聯那首〈青年團員之歌〉，特別是那句：「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一直到現在，每逢聽到這首歌曲的時候，那時的情況歷歷在目，殘存的熱血還會滾動。

當時我們坐的全是統艙，為了省錢，也為了「艱苦樸素」，大家鋪上蓆子席地而睡。輪船在新加坡停了一夜，過七洲洋時風浪最大，坐在馬桶上時兩手要扶住把手，否則會被掀翻。好多同學暈船，我們這些正常人要「救死扶傷」。到香港時是六月二十九日，下了駁船，把我們帶上九龍尖沙咀碼頭，在警察押送下，登上當時還在尖沙咀的火車站，火車開向羅湖，再徒步過橋，進入深圳。

十多年前偶然的機會在香港參加渣華輪船公司的記者招待會，這是當時運載我們回國的輪船公司，問他們的經理當年我們搭乘的〈芝渣連加〉、〈芝萬宜〉、〈芝利華〉三艘輪船如今安在？他說改成貨輪在新加坡服役。

文革期間我所在工廠有人貼大字報，說我當時在船上對美國記者發表不可告人的演說。既是演說，何以不可告人？如果對象只是個記者，又何必發表「演說」？但也因此我要到「政策學習班」交代問題。還好當時的「革委會」相信我的交代，否則要打進牛棚了。其實當時是家父一個朋友周昌明，香港中共喉舌〈大公報〉在那裡的記者，到船上採訪學生回國盛況。他見到爸媽送我，便在甲板上給我們拍了一張照。雖然沒有鬥我，但是這種誣陷怎麼來的也不了了之。這就是中國的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