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早期的政府政策主要是以命令與管制措施為主。但是，這些措施常常因為以「單一標準」(例如限制設廠)適用到「不同對象」，容易造成「過或不及」的問題(對低污染者限制太重、對高污染者又太輕)。近年來，各國逐漸採用「環境污染稅」(簡稱環境稅，以污染量決定稅額)，以經濟誘因和手段，將污染的外部成本回歸到污染品的買賣者負擔，逐漸落實「污染者付費」或「使用者付費」原則。


環境稅一舉兩得

環境污染稅的課徵，除了可以降低污染之外，又有額外的稅收可得。而且，這個稅收如果應用得宜，還可以產生另外的效果。

環境稅的稅率最好是依污染對社會損害程度來制訂；因此，最合理的環境稅用途，就是用來補償受害者的損失。不過，當受害者難以明確認定時，增加的稅收用來回饋給所有居民，可能是比較合適的作法。回饋的方式有許多種，不同的回饋方式又會產生不同的經濟效果。

如果將環境稅收入用來取代其他租稅，尤其是具有扭曲性質的租稅，則可以改善整體租稅制度的效率，提昇社會福利水準。於是，環境污染稅的課徵產生了一種雙重紅利的效果。課徵這項污染稅，自會增加企業負擔；但是如果污染稅只用來替代其他租稅，亦即全國總稅負不增加，則可以減少其他稅負，污染低的企業反而可以降低稅負、提高企業競爭力。

環境稅也可以用來改善所得分配，例如調降低所得者的稅負。因此，環境稅的收入如何運用支配，不只影響環境品質，也會對於租稅制度以及社會福利水準，產生不同的影響。在國際互動關係日趨密切的今日，環境稅的多重功能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策工具。


平衡經濟與環保

我國環境稅的課徵起步較晚，目前已經課徵的有「空氣污染防制費」。這項稅收現在是由環保署負責，和一般國家由財政單位課徵的作法大異其趣；在支用方面也一直由環保署「專款專用」於空污防制，因此不但無法和原有的稅制互動、無法推動稅制改革，更無法產生「雙重紅利」。

隨著國際社會對溫室氣體效應問題的重視，我國未來極可能課徵「碳稅」。課徵碳稅更具有「國際互動性」，哪一個國家單獨課徵，都會對本國企業競爭力產生自我傷害的問題，按理沒有一個國家會願意率先實施；但若著眼於「雙重紅利」效果，就不一樣了。

從1990年開始，陸續有芬蘭、瑞典、丹麥、挪威和荷蘭五個國家，片面實施碳稅制度；這些國家這樣做，主要就是從「雙重紅利」的觀點出發，藉由「碳稅」的課徵，一方面展現其在溫室氣體效應對策上為人表率的意義，藉此提昇國際地位；另方面更重要的是，將租稅制度的重心，由資本和勞動負擔的稅制，轉移為使用環境者負擔的制度。如此可以透過碳稅的課徵，達到「稅制改革」的目的，同時又在稅收維持中性的原則下，透過其他扭曲性租稅的調降，使企業的競爭力維持不墜。這種利己利人的作法，具有財政、環保和經濟等多重意義，除了帶動「綠色稅制改革」的趨勢之外，也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找到新的出路，非常值得我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