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以「根留台灣」為訴求重點的第四屆全國工業發展會議開幕詞中，陳總統明白指出，要經濟再生，沒有萬靈丹，而一切的必要改革需揚棄消極的管制與干預，認真檢討土地、勞力、法令、基礎設施、行政效率等投資條件，創備具國際競爭力的優質投資環境，讓企業「近悅遠來」。


人的知識最具附加價值

總統的這番話不僅與會議訴求重點對上了口，而且更抓對了自由化這帖藥方。蕞爾小島的台灣，雖有福爾摩沙美麗寶島之稱，但除了人之外的各項資源仍屬匱乏，尤其經過五十多年快速發展之後更是如此，甚至於連一向引以為傲的人力資源也遇到瓶頸。我們知道，當前是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儘管這個時髦名詞各方解讀不一，但「以知識為最重要資源」的認知卻得到共識，而知識是附著在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它是無窮無盡的，端視「主人」如何去吸收與發揮。誠如全球知名的華裔產權學者張五常所言：「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勞力及相貌以外，其他有價值的都是知識。」此也明白告知，知識的多寡良窳，就是一個人創造的附加價值大小的關鍵。


自由市場下知識增長最快

問題是：人在何種環境下知識增長得最快？張五常給的答案是自由市場。以共產和私產兩種極端政制來說，事實已證明共產政制下知識的增長乏善可陳，有時甚至倒退；而自由市場下的知識則增長得很快。不過，自由市場是一個泛稱，在全球號稱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市場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此由每年都有著名研究機構公布「自由度排名」已可清楚得知。不必作嚴謹的研究，就只觀察自由度排名和發展程度（或生活福祉）之簡單關係，自由度愈高、發展愈快、人民生活也愈幸福，是顯而易見的。

台灣之所以曾被譽為經濟發展奇蹟，也在名聞遐邇的「亞洲四小龍」行列中，就是拜自由化之路走得比較早之賜。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尹仲容先生領銜下台灣進行外匯貿易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掙脫戰後百廢待舉的困境，開啟往後三十年發展的序幕。可是由於自由經濟觀念未能生根，在1963年初尹先生去世後，保護和管制政策又逐漸抬頭，邢慕寰院士曾以新重商主義稱之。1980年代中期泡沫經濟的出現，就是反自由化政策的惡果。1990年泡沫破滅後，主政當局似有心再走自由化之路，但即便是1995年以「開放、鬆綁」為內涵的亞太營運中心方案，也是事倍功半。千禧年中新政府上台，也因政事掣肘無法突破，而使近一年以來自由化之路更是坎坷、停滯。

知識的創新、吸收、擴散、累積，固然在自由市場下最有效；就是投資環境也是在自由市場下才能公平、公正、安全。政府的角色就是在維護自由市場的順利運作。如何充當自由市場裏稱職的公正裁判，是當政者應念茲在茲的。偏袒任何一方或者進埸當球員的不良習性，都應儘早根除。總統在工業發展會議裏的講話，其涵意就是要政府回歸扮演正確角色。如何讓總統的說詞跳脫口號層次，有關行政部門必須以行動積極配合。